能源与货币战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年会上的主题是货币。更确切地说，是两种货币：美元和人民币。前者是因为被认为太疲软；后者是因为被认为太僵化。然而，在这些争论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最好的管理全球经济调整？

当美国政府挑选清洁能源业作为其与中国展开汇率战及贸易战的最新战场时，它发现，来自国内清洁能源业的支持并不积极。在距中期选举仅剩两周时间之际，美国方面指控中国向能源项目提供刺激资金、以此为本国创造就业机会。这类指控一直是共和党选战的主题之一。然而，美国能源设备企业与工业集团却未对奥巴马政府的举措予以强烈支持。美国表示，它们在中国做得很好。所有企业都意识到了，迄今为止，中国企业打入美国部分市场的难度，比美国企业打入中国市场的难度还要大。

如果世界正濒临一场不折不扣的汇率战争，那么可以说，各个阵营过去几周已纷纷出动，调兵遣将。

在中国大力买进日元后，日本央行便开了第一枪，出手干预汇市。如果这真是一场货币战争，也不是哪一个或哪些国家共同密谋设计好的手段，而是毫无预警，结构性因素造成的结果。简单来说，当前全球的问题就是钞票印得太多，但新的均衡点还没有建立。

货币战争意味着战争的宣布，以及双方经济统帅领导部队作战。事实上，只要美国和中国拒绝调整其货币政策，也就是美国放弃宽松货币政策，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相对于其实质资产，如不动产和商品等，双方的货币都将走弱，不动产、黄金、铜、谷物之类的价格，将会持续上扬。反之，如果华盛顿和北京都各退一步，那么就对前述资产的价格带来相当的压力。

这场货币战争并非哪一个国家刻意挑起的，十月底在首尔举办的G20峰会，很可能是这场战争能否休兵的转折点。当然，战事也可能更白热化。

实际上我们存在着四种世界战争：第一个就是货币战争，就是汇率、抛售货币等等。第二个就是能源战争，抢能源地盘、控制能源的输送路线、干扰能源的价格等等，可能在能源储备方面互相竞争。第三个我们还存在环境战争，环境战争主要包括比如碳排放，比如欧盟或者美国提出要碳关税，这些都是环境战争方面的。第四个是文化战争，文化战争就是说各种文明、文化的冲突。

全球“汇率战争”仍进行得如火如荼。评论家设想货币战争是美国与中国的利益调整，也有人认为美元可能会被某些新的世界货币替代。但是，想象力太贫瘠了。从世界范围来看，已经隐现一种新的全球性货币，可能取代所有纸币，以及依赖于此的经济系统。这种新货币，我们可以简称低碳货币，其目的在于，支持一种革命性的基于新能源（制造、消费）的新经济系统，取代价格。我们当前基于价格的经济系统以及相关货币，支持不管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不分彼此，正在聚拢为一个大磁场，试图打造一个新货币的世界。

很明显，当前世界苦于价格经济的死亡系统，正在快速下滑的纸币便可以表明此点。法币的时代（不可兑现纸币）从1971年尼克松脱钩美元与黄金而诞生。由于美元法币成为世界的主要储备资产，所有其它货币最终鹦鹉学舌，使得如今一片纸币海洋，愈发不如人愿、不那么稳定、不再那么有效。

当今世界致命的经济状态，是濒死货币的总体反映，不过还会产生变化。诸多力量已经就位，驱动一种新的货币，作为削减所谓贫穷、人口控制、环境控制、全球暖化、能源分配与经济财富分配的终极解决方案。不幸的是，对于生活在这个新系统中的个人来说，仍然需要权威与中央控制生活的所有方面，从摇篮到坟墓。

新货币是什么？它又是如何运行？本质上来说，新货币将会基于有效能源对世界人民的定规分配。

倘若一定时期内不使用，货币过期，这样一来，同样的人，便可以在下一阶段接收新的能源生产指标的分配。

因为能源供应链已经为全球精英所掌控，设置生产指标就可以在任意时刻限制循环中的碳货币数量，也就自然可以限制制造、食品生产与人员的移动。本地货币还会继续一段时间，但最后也会凋谢，完全被碳货币取代，就好像欧元在一段时期之内取代欧元区各个国家货币一样。

概念听起来非常现代，不是吗？实际上，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当成千上万美国人开始拥抱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名为“技术政治”，承诺更好生活。即便是现在的（美国）经典文学也被技术政治严重影响：GeorgeOrwell的1984，H.G.Well的TheShapeofThingstoCome，Huxley在BraveNewWorld中的“科技独裁”部分。研究了技术政治论的再生，及其重铸新世界秩序为某种真正“新”秩序的潜在性，也出乎当代绝大多数评论家的意料之外。

关于汇率之争不绝于耳，已到白热化程度。如果细心想想不难发现，这场所谓货币战争只是一个表象，最终会落在资源、能源的价格上，所谓“汇率之争，能源得利”也。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控制住中国资源、能源的流失和适度限制资源类产品出口和如何多用美元去购买国外资源、能源，反倒是我们今后一段时间必须得做好的工作。

一国货币的崛起，通常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计价和结算绑定权紧密联系，从19世纪“煤炭—英镑”、“石油—美元”，再到今天的“碳合约—X”，演绎了一条国际主权货币在能源贸易中的崛起路径。

同“煤炭—英镑”，“石油—美元”的能源货币绑定权与货币霸权演变一样，低碳革命和清洁能源技术突进，已经为国际货币体系提升带来新的助推力。

同时，如要从大历史的角度把握今天货币战争以及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就需要跳出能源看世界，而从人类能源利用史的高度来看待其运转规律。

人类利用能源的历史非常久远。概而言之，到目前为止大致经历了三个时代，即薪柴时代、煤炭时代和石油时代。许多科学家设想，在未来几十年内，由于石油等化石能源生产顶峰的到来，天然气将逐步弥补石油产量下降的缺口，人类将进入天然气时代。之后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将被大规模使用，人类利用能源的历史就此进入新能源时代。

这一设想能否实现，我们目前还无法做出确定的结论。但是，回顾历史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核心能源的转换往往与主要出口国国家地位的波动及其货币的国际化过程一致。这其中的联系可以解释为：由于工业化对能源的需求，大量的能源出口增加出口国的国民财富，提供了大量的资本，对该国国家实力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能源出口国要求进口国支付本位币或者本国货币，这就促进了本位币和本国货币的国际化。

一国货币要想成为国际货币甚至关键货币，通常遵循计价结算货币-储备货币-锚货币的基本路径，而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的计价和结算绑定权往往是货币崛起的起点。能源贸易量在总贸易量中所占比重总是很高，20世纪初以煤炭为主的能源贸易量就已仅次于棉花和小麦而位居第三，一战时期则位居第二。根据高盛大宗商品指数(GoldmanSachsCommoditiesIndex)所涵盖的24种大宗商品编制方法显示，能源(包括原油、布伦特原油、RBOB汽油、燃料油、瓦斯油和天然气)占所有大宗商品美元权重达69.66％。可见，在贸易活动和金融实践中，一国经济活动与能源贸易的结合度是决定该国货币地位的重要因素，包括向世界范围的能源出口或控制全球范围内最重要能源供给的能力，以及该国是否拥有该能源的国际定价权等，能源绑定往往成为国家崛起和本国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助推剂。

16世纪，国际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地区和意大利城市转移到欧洲西北角，首先到达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然后又突然转到荷兰。在之后的一个世纪，荷兰成为“海上马车夫”控制世界贸易霸权，荷兰盾在国际交易中成为关键货币并延续到18世纪。在工业革命之前，能源和货币绑定的关系尚未清晰显现，因为此时人类生产以手工作坊为主，对能源需求很小，基本以薪柴为主，几乎没有能源国际贸易。当时的大宗商品为木材、鱼类、粮食、毛皮、香料、棉纺织品、丝绸和瓷器等，供给国也很分散，大都由荷兰商船转运，经荷兰商人转手销售。霸权体现在海上贸易的垄断权上。

17世纪，荷兰经济渐现颓势而英国经济开始加速。

18世纪最后的25年中，英国最终取代荷兰成为世界领先的贸易强国，伦敦代替阿姆斯特丹成为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英镑也代替荷兰盾成为新的关键货币。18世纪中叶，蒸汽机问世以及引起的一系列技术革命，实现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

从此，煤炭成为近代工业的食粮。这一时期，工业革命及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极大刺激了能源需求总量的急剧增长，能源绑定与关键货币的关系表露无遗。1840年，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也是煤炭成为主体能源最早的国家。19世纪中叶，英国的煤炭产量已占到世界总产量的2/3左右，成为世界煤炭供给的主要来源地，完全左右了世界煤炭市场。随着欧洲国家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重工业迅猛发展，对英国煤炭的需求猛增。根据《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提供的数字，1816年英国开始有煤炭统计，那时已经是一个煤炭净出口国。在1837年煤炭出口就突破100万吨，在1867年突破1000万吨。1923年英国煤炭出口达8073万吨，占其总产量的29％。

很大程度上，工业革命之所以从英国发端并蓬勃发展，是因为其丰富的煤炭储藏量。由此所带来的能源控制力，对于推动巩固英镑的关键货币地位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当时金本位制下的英镑地位显赫，以至于国际贸易中大多数商品以英镑计价，国际结算中90％使用英镑，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国际储备是英镑而不是黄金。

英国失去煤炭出口大国地位是源于德国和美国煤炭出口的急剧增加。从19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德国逐渐成为英国煤炭出口的有力竞争对手，到1913年德国煤炭产量已与英国基本相当。美国在煤炭生产和国际贸易领域后来居上，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并开始在煤炭国际贸易领域崭露头角。1900年，美国煤炭产量达2.4亿吨，首次超过英国。1910年，美国煤炭产量达4.5亿吨，几乎等于英德两国产量之和。

美国在一战之前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英国大国地位的衰落和金本位的解体事实上也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1815-1914年是“英国治下的和平”时代。1816年英国从法律上确定金本位制，由于英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当中的核心地位，1880年以后，主要工业国家都实行了金本位制。

以银作为辅币的金本位制运转良好，并且一直保持到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还维持到了战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参战国均实行黄金禁运和纸币停止兑换黄金，国际金本位实际上已经解体。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各国相继恢复了金本位制，但黄金的地位大大被削弱，一些国家实行了金块本位或金汇兑本位，汇率的自动调节机制进一步受到限制。1929-1933年爆发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危机，在这次危机中，各国却纷纷向英国兑换黄金。但是在那个时候，英国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世界霸主了，其地位已经被美国替代，只是当时美国还没有走到前台。

由于英国的国际收支已陷于困境，迫使英国于1931年终止实行金本位制。金本位制正式成为了历史。

美元后来能够取代英镑而成为关键货币，除了受益于两次世界大战外，也伴随着石油对煤炭的核心能源更迭。石油需求的增长和石油贸易的扩大起因于石油在工业生产中的大规模使用。一战以前，石油主要被用于照明，主要产油国美国和俄罗斯同时也是主要的消费国。在一战中，石油的战略价值已初步显现出来，由于石油燃烧效能高、轻便，对于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20世纪20年代，由于石油成为内燃机的动力，石油需求和贸易迅速扩大。到20世纪30年代末，美、苏成为主要的石油出口国，石油国际贸易开始在全球能源贸易中占据显要位置，推动了能源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并动摇了煤炭在国际能源市场中的主体地位。二战期间，石油的地位举足轻重。美国在二战期间成为盟国的主要能源供应者。

二战后，美国一度掌握世界原油产量的2/3。

从1859年在宾夕法尼亚打出了第一口油井到二战之后的一段时间，世界能源版图被称之为“墨西哥湾时代”。“墨西哥湾时代”的形成发展期同样也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膨胀，最终在西方世界确立其霸权的时期。这一时期几乎与美国国内的石油开发同步。美国在“墨西哥湾时代”对石油的控制，促进巩固了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石油成为美国建立世界霸权道路上的重要助推剂。

尽管美国今天早已不是世界主要的石油出口国，但美国保持了对世界油源的强力控制。第一，20世纪70年代与沙特达成“不可动摇协议”，将美元确立为石油惟一计价货币。美元约等于石油成为世界共识，任何想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不得不把美元作为储备。目前欧佩克一揽子平均价所监督的七种原油就以美元作为交易计价货币，几乎包括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现货交易市场。第二，世界前两大石油期货市场的纽约商品交易所、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都以美元作为计价和结算的货币单位，从而保证了美国对石油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近年来尽管美元不断下跌，伊朗改用欧元计价，俄罗斯成立卢布计价的石油交易所，但在全球石油贸易中的作用可谓微乎其微。正是借助二战时期对盟国石油输出崛起乃至延续至今对中东油源的强力控制，以及掌握国际石油期货市场的定价权，美元得以持续垄断大宗石油贸易交易的媒介地位，并以此巩固牙买加体系下国际货币格局的美元本位制。

“煤炭-英镑”和“石油-美元”的崛起展示了一条简单而明晰的货币地位演化和大国兴衰之路。当然，没有理由认为能源出口大国一定是真正的大国，因为造就大国需要很多条件。但我们至少可以说，核心能源的转换是18世纪以来大国地位消长的重要影响因素。试想，如果我们现在仍然处于薪柴时代，那么世界上真正的能源出口大国应该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大国。

既然能源与货币有如此紧密的联系，那么未来低碳经济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目标的模式下，伴随着清洁能源技术的突进，新的能源崛起就有可能超越以往单一能源主导的旧模式，而代之一系列以低碳为特征的新能源组合和新能源利用模式的协同崛起。新的能源贸易碳信用交易，正是连接新能源组合和新能源利用模式的核心。不妨做出大胆设想，在未来货币格局的演变中，与碳交易标的的捆绑程度，将成为国别货币或者区域货币脱颖而出，成为国别货币甚至关键货币的重要条件，而捆绑的起点仍是标价权，姑且将之称作“碳交易标的-关键货币”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