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不只是童话

哥本哈根不只是童话《能源思考》编辑部李兆清楔子：冬天的哥本哈根总是很难看到太阳：早晨8点多太阳才不情愿地露出头，而下午不到4点就迫不及待地开溜了。而就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它还往往躲在层层的乌云后面不肯露头，因此哥本哈根整个城市都隐藏在一片灰暗的色调中。汽车在哥本哈根道路上行驶，两旁的大树早已褪去夏日的盛装，露出干巴巴的枝丫开始冬季“裸奔”。偶尔在枝头还顽强地挂着几片死活不肯下岗的黄叶，但在风刀霜剑强制搬迁的压力下，它们也只能在寒风中孤独地舞蹈。满目都是这样的景象，很难让人对哥本哈根冬天的天气有什么好感。

然而，就是在这座看似阴沉的城市中，气候却是现在最热门的一个词汇，其热度足以吸引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不畏北欧的严寒来到这里，共同酝酿整个人类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希望。

150年前的“谶语”

早在150年前，即1859年6月10日，在查尔斯.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问世6个月前，物理学家约翰·廷德尔(JohnTyndall)在伦敦皇家学会进行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实验演示。演示会由阿尔贝亲王亲自主持。即便如此，无论是阿尔贝亲王、廷德尔还是台下那些受人景仰的听众都无法预料到150年后这次实验的结果将在多大程度上主宰世界。

2009年12月，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人，包括众多国家首脑将会集哥本哈根，力求达成大幅削减二氧化碳排放的相关协议。尽管某些大国在会议召开前试图降低人们对于成果的期望值，但这次会议仍然被誉为二战结束后最重要的会议。廷德尔实验是这次会议的核心议题。

但廷德尔并非始作俑者，真正的始作俑者是法国天才约瑟夫·傅立叶。出身孤儿的傅立叶在修道士的教育下长大，18岁就当上教授，在回国开始科研生涯前曾担任拿破仑的埃及总督。1824年，傅立叶发现了我们星球的气候为何如此温暖——比简单计算能量平衡所得出的结果要高出好几十度。太阳光带来热能，而地球则将热能反射回太空——但能量得失的数据并不平衡。傅立叶意识到大气中的某种气体能够捕获热能。他把自己的发现称为l’effetdeserre，也就是温室效应。

廷德尔随即在实验室里测试了傅立叶提出的理论。他证明热能辐射(即今天我们所谓的长波辐射)被某些气体所吸收。二氧化碳就可以起到这种作用。

1859年，廷德尔用优美凝练的语言对温室效应进行了描述：“大气吸收了入射的太阳热量，但却阻止了这些热量的散失，其结果造成了热量在地表的逐渐聚积。”

接着在1897年，斯凡特.阿列纽斯计算出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翻倍能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变暖结果。六年以后，阿列纽斯赢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他所得出的结果是4-6摄氏度(他的结果比现代研究一致发现的2-4摄氏度略高)。

阿列纽斯根本不担心全球变暖的问题。或许因为他是瑞典人的缘故，他甚至提出点燃煤矿来加速全球变暖，因为他认为气候变暖是个不错的主意。但在其时，一切还只停留在理论阶段，因为没有人能用实测的方法证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的确在升高。

直到20世纪50年代情况才发生了变化，查尔斯·基林(CharlesKeeling)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精度测量南极洲和夏威夷莫纳罗亚山的二氧化碳含量，这两个测量点都远离任何热源。直到1960年，他才成功地证实了二氧化碳含量的确呈上升趋势。

几年后的1965年，一份警告全球变暖的专家报告提交到时任美国总统的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手中，这是众多类似报告中的第一份。这份报告指出：“到2000年，二氧化碳的增量将接近25%。这或许足以对气候造成可测量的明显变化。”1972年，最有影响力的科学杂志《自然》做出了更加具体的预测，认为到2000年气温将升高0.5摄氏度。接下来在1979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了全球变暖正日益迫近的真正警告。

我们用不着等到2000年就已经能够证实这些预测的正确性：到20世纪80年代，全球变暖已经在世界各地气象站的气温监测中变得非常显著。1988年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目的是对这个问题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首脑会议上，世界领袖签署了一份历史性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协议。公约的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含量稳定在足以防止对气候系统产生危险人为干预的水平上。”

遗憾的是，此后17年中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实际上，2008年来自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已经比1990年增长了近40%。甚至连排放的增长速度也比20世纪90年代快了三倍。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气温已经比工业化之前升高了0.5摄氏度，从里约地球首脑会议召开后又升高了0.3摄氏度。而且温度还在持续升高。

多数国家现在同意全球变暖应当控制在两摄氏度的范围之内。但这已经成为一个极端艰苦的挑战，因为温室气体排放和大气碳存量自里约会议以后呈加速增长态势。这也说明了哥本哈根为何如此重要：它可能是我们在受气候变化影响前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廷德尔在150年前的测量证明二氧化碳能够捕获热量，并导致温度上升。50年前，基林的测量结果显示二氧化碳水平正在升高。与此同时，地球的温度正在如预测一样升高。我们还需要多少证据才能采取行动？

气候变暖不再是“寓言”

一个半世纪前的警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现在，我们突然意识到，曾经的“谶语”已经开始迫不及待的在现实里繁衍。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俨然已经成为人类迄今为止面临的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挑战之一，也成为影响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重构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十多年来，世界各地的气候灾害让“全球变暖”、“温室效应”、“二氧化碳排放”、“京都议定书”等词条逐渐进入人们的话语。“变暖”的后果并不像字面上那么和风细雨，如果说北方连年春天的沙尘暴还只是慢性病，那2008年初的南方大雪灾，则足以令国人见识到气候之神的躁狂。继续用“变暖”

一词描述环境恶化带来的气候危机，这种轻描淡写的措辞，某种程度上掩盖了问题的严重性。

气候变暖和其它牵涉重大利益关系的国际问题一样，在公共领域也是颇多迷障。美国、澳大利亚等排污大国和中东石油出口大国在阻挠《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和施行上可谓煞费苦心。这一集团财大气粗、不择手段，使得那些用所谓“科学证据”来否定全球变暖，甚至为变暖说好话的“科学家们”显得更可疑。世界大国在限制污染的问题上都没有了“大国气度”，皮球踢来踢去，激怒了激进的环保主义者，奶油蛋糕狠狠砸到西装革履上，国际会议屡屡不欢而散。激进的环保主义者容易上镜，激进的拜金主义者却是时代的“主流”：你说你的，我排我的。由于各国在承担成本和分享收益上的不均等，气候谈判陷入了僵局，特别是主要排放大国之间并未就减排相关问题达成一致。

与此同时，不少媒体依然有意无意地把全球变暖带来的气候问题简单归结成“自然灾害”：一会儿说拉尼娜和厄尔尼诺是一对“坏孩子”，一会儿说北京高温“热岛效应是元凶”。两年前有媒体对加拿大环保人士示威游行的报道标题更让人忍俊不禁——“游行抗议全球气候变暖”。

不管能源财团手下有多少公共关系精英、新闻发言名嘴，全球气候状况的恶劣却是铁证如山的事实。美国资深气候问题专家马克.利纳斯在本世纪初的几年间，走访世界各国气候受灾前线，在《聚焦：来自一个正在变暖的世界的讯息》一书中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问题的全球性视角：遭受雨灾的英国，被海水侵占了国土的太平洋小岛，被沙漠吞噬的中国西北沃土，飓风肆虐的美国，神圣的高山冰川融化消失的秘鲁……还有为了杯水车薪的《京都议定书》上演的国际闹剧。

大气层不分国界，气候变暖，是对各国政治家良心的考验。政治动乱可以不闻不问，种族屠杀可以视而不见，再强的军事力量，却不能把气流拒之门外。而消费主义主导的时代，能源消耗又直接与所谓的“生活质量”挂钩。所谓的“可持续发展”，也是对公民个人道德的考验。让新富起来的一代人不要买私车、改乘公共车或骑自行车，让惜时如金的商人们出门坐火车而不坐飞机，那真是要了他们的命。正像马克.利纳斯所拜访的阿拉斯加居民一样，虽然气候变暖使得当地冻土融化，房屋倾斜，野生动物数量锐减，居民们却从每年大量的石油出口中获得巨额利润和就业机会。世代居住的环境面临崩溃时，他们仍然支持加大石油开采，数着钞票踏上毁灭之路。

自然，钞票可以让人在毁灭之路上慢慢地走，甚至舒适地走。天气热了可以开空调，淡水用光了可以净化海水，大不了一架专机举家迁到高山风景区去。

而空调散发的热量、净化海水带来的污染、飞机排出的温室气体，留给社会低层的人消受。环境问题经过阶层的筛子，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商业极权势不可挡，在不远的将来，好的生存环境也将成为商品，“生存权”恐怕就成为“阶级特权”了。

地球大温室成了一个大“囚室”，气候变暖让“我们”这地球上的几十亿人共同陷入一个超级困境，更糟的是分居世界各地许多人，根本不知道他在笔直的公路上心旷神怡飙大马力汽车，与那些愁眉苦脸对着烂在海水里的农作物发愁的农民有何联系。

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困境更让人担忧的是，全球各国在应对气候变暖的进程中，正慢慢陷入一种国际性的困境：如果合作，会产生最优的结果，但各国又都有不合作的动机。在全球变暖的情况下，如果各国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那么各国都会得到更大的收益——然而，每个国家都有动机从其他国家的减排中获益，而自身不支付任何减排成本。一个很浅显的道理，一旦确定了减排目标，从国际贸易方面来看，这为某些国家征收“碳关税”

强化了其“合法性”。对一些出口外向型的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来说，由于其资金与技术的限制，目前根本无力在短期内达到发达国家所“预制”的环保标准，这等于将经济发展主导权拱手相让，任由别人宰割。

通过交流和单边支付承诺，能够减少困境的发生。然而，要有效地进行交流，并对分享合作成果达成默契，则尚需时日。

当所有人共同努力，最终能够走出困境，而一旦有一方放弃，其他各方都将因此受到巨大伤害。这种困境和抉择总是要面对人性的复杂权衡，最终往往招致的是，联盟力量的分裂瓦解和一种让各方后悔的结局。

现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正在陷入这样一种分裂的尴尬。在环保技术及资金方面占优势的欧盟自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者，一方面不断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又不作出任何具体的承诺。同时，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分歧，欧盟就在哥本哈根峰会首日对美国等国提出的最新减排目标表示质疑，认为美国的减排目标太软弱，而美国则坚持称，这一减排目标已经非常可观。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形成所谓“统一战线”的发展中国家内部开始出现不同声音，77国集团、岛国联盟等内部也在发生摩擦。如何按照自己的意愿、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来确定减排目标及补偿责任，制定出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国际文件，对部分国家来说，既是话语权的体现，或者说是软实力的体现，也是其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博弈的结果。但人类今天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从本质上来说是全人类造成的后果，理应在合作的基础上共同应对。对今天全球变暖负主要责任的发达国家，无非是想竭力减少甚至转嫁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正是这种自私自利的想法左右着这些国家的行为，同时暴露的恰恰也是人性丑陋的一面。

当代社会，很多问题已根本不是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的问题，也不是一国或者一个地区之力所能解决得了的。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必须摈弃一贯的唯我独尊的想法，才有可能联手各国走出自我的困境在真正公平公正的基础之上建立新的全球相关制度，以帮助人类走出气候危机。

哥本哈根的“救赎”？

现在，全世界把关注的目光聚焦在了哥本哈根，也把所有对未来的希望投射在了这个天气略显忧郁的小城。然而面对气候变暖愈演愈烈的现实，面对国际各方各执一端的分歧，哥本哈根能否解除气候变暖这把高悬人类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能否消除各方分歧达成真正的国际共识，能否华丽转身从此演绎人类合力抗拒气候劫难的“哥本哈根救赎”，到目前为止，这一切看来还只是一个不具法律效应的协议。

不容否认，气候变化是近几十年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最深远的挑战之一。科学家预测，随着温室效应不断加剧，到本世纪末全球升温范围将在1．1到6．4摄氏度之间。更加令人震惊的是，从最新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速度来看，地球气候已经开始朝着6到7摄氏度的危险状态发展，大大超出2摄氏度的地球生态警戒线。

目前看来，很多最复杂的气候模型都低估了地球发生突然以及根本变化的能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近发布的报告显示，两年前所做的很多上限预测，那些认为可能从长远来看才会出现的，现在已经在发生了。因此谁敢保证像《后天》、《2012》等电影中那些悲观的预测不会就在不远的未来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哥本哈根会议的目标就是要把全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甚至更低，因为一旦超过2摄氏度全球变暖就会无法控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上升的趋势必须得到扭转，以将整个世界从毁灭性的气候混乱状态边缘拉回来。

要实现这些事关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紧迫任务，需要有一个所有国家认可和参与的国际协议来划分责任，促进合作，这是人类携手对抗变暖的至关重要的平台，哥本哈根会议就承担着这样的责任，而各国在会议上谈到的焦点问题便是在应对危机中“责任共担”。气象学家们表示全球必须停止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并且在2015到2020年间开始减少排放。科学家们预计想要防止全球平均气温再上升2摄氏度，到2050年，全球的温室气体减排量需达到1990年水平的80％。

气候政治两大阵营如何弥合分歧？

气候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也必将是一场“气候政治”的谈判。在哥本哈根，各国领导人除了要想方设法说服美国参与到应对气候变暖的大队伍中，还面临着一个甚至更加棘手的问题：如何弥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这已成为哥本哈根会议的焦点问题。

不少气象专家认为，发展不平衡问题是困扰国际合作的症结所在。美国人均碳足迹(CarbonFootprint，因人类活动而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碳总和)大约为每年20吨温室气体排放。一个普通的欧洲人则为10吨到12吨。在中国，这个数字为4吨，并在逐渐增加。但目前全世界还有大约30亿人每年的排放还不到1吨。这30亿人都是穷人，如何让他们充分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同时又不会让地球升温。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是导致全球变暖的首要责任人，因此应率先减排。根据京都议定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作出具体的减排承诺数字——在2020年比1990年水平减排25％到40％。

同时，发达国家还必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发展新能源等方面所需的技术和资金，而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认为自己减排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须相应承诺减排。由于完成减排指标须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发达国家对“巴厘岛路线图”所要求的达成深度减排中期目标或是避而不谈，或是大打折扣；甚至抛弃“巴厘岛路线图”，要求发展中国家也参与承诺减排目标。

对于发达国家的这一要求，中印等发展中大国在气候问题上立场基本一致，即不会接受任何强制性减排目标。因为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家必须对全球气候变暖承担历史性责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来保证任何一项关于气候变暖的政策，都不会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回应，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发出警告，称如果他们不在国际减排措施上予以合作，就有可能遭遇美国国会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举措。其中包含发达国家有权对来自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排的问题上各执一词，经过这样几个来来回回，分歧越来越严重。

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主动做出了承诺减排，比如巴西政府在11月13日便宣布，计划到2020年在预期基础上减排36．1％至38．9％，相当于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20％。作为首先承诺量化减排的发展中大国，巴西此举短期国际反响值得关注。

“责任共担”：美国因素举足轻重解决气候变暖问题，需要世界各国“责任共担”。作为全世界最有权势的国家，美国的一举一动无疑对其他国家有着很强的示范作用。正所谓美国一打喷嚏，全世界都感冒，但遗憾的是，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个议题上，美国一直发挥着和自身责任并不相称的负面作用，这也是在哥本哈根会议前，有浓重的悲观情绪认为此次会议无法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布什政府任内，美国退出了旨在限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这一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回避责任的举动饱受国际社会批评。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度展现了积极的立场，但现在看来还是换汤不换药的举动。因为从拒绝履行《京都议定书》的义务以来，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美国就一直扮演着“拦路虎”的角色。在中期减排目标方面，发展中国家主张发达国家到2020年应当在1990年的基础上至少减排40％，而美国只承诺4％左右，而且就连这个目标也尚未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

在资金问题上，美国也始终没有提出一个资金数额。

面对美国这个在国际合作中绕不过的因素，法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部长让－路易.博洛在哥本哈根会议开幕前夕一针见血地指出，即将于下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美国将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他说，“毫无疑问，（气候变化大会的）问题就在于美国……它是世界头号强国，也是排放二氧化碳最多的国家，这个温室气体人均排放量最多的国家总在强调，‘我有（减排的）意愿，但是我无法做到’，这也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美国是哥本哈根会议的关键参与者，但因一项气候法案迟迟得不到参议院批准，奥巴马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立场受阻。而奥巴马本人也直接唱衰哥本哈根会议，认为哥本哈根峰会无法就应对全球变暖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后哥本哈根”的未来经过马拉松式艰难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当地时间12月19日下午在达成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后闭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所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尽管在过去13天的谈判相当复杂，进展也相当艰难，但本次会议还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他在解读《哥本哈根协议》时说，文件虽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开始“。他将尽力推动在2010年实现这一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和研究员陈迎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尽管哥本哈根协议不具约束力，但它第一次明确认可２度温升上限，而且明确了可以预期的资金额度。本次大会形成的成果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国际社会所有成员都需要拿出充分的政治诚意，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切实履行各自的职责。

从里约热内卢到京都再到巴厘岛再到现在的哥本哈根，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一路走来，合作也逐渐深入。未来的合作之路会存在着各种困难和挑战，绝非一片坦途。但全人类都应清醒认识到，全球气候变化是“我们的”(共同的)问题，而不是“你们的”(自己的)问题。无论排放源于纽约还是上海，气候变化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在处理关涉到人类的问题时要有责任意识和牺牲精神。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任重道远，未来国际社会必须空前合作。而合作的前提是正视现实，从实际出发，在要求上不能“一刀切”，用中国的俗语说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只有人类共同携手，合力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我们才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