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的经济高增长,我们也付出了不小的成本和代价。西方工业化走过的道路告诉我们:工业化的过程,既是高能耗的过程,也是高污染的过程,而且它还要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撑。30年间,占GDP比重高达50%的工业始终是推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最大动力。工业化的快速扩张,一方面驱动GDP总量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导致以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石油石化、化工、电力、建材、造纸、水泥、建筑为代表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过度扩张。
例如,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就在钢铁产量上实现了“超英赶美”,如今我们的粗钢产量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3倍多;中国水泥产量已占全世界产量的1/2;原煤产量超过世界产量的1/3,发电量也占到世界总量的1/5。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耗国,仅次于美国,2007年,中国每天消耗原油785万桶,其中,一半以上要靠进口满足需求。近年来,原油价格数倍暴涨以及铁矿石价格连年翻番,应该说,这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工业化不无关系。
以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油加工、化工等6大行业为代表的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它们的工业能耗和二氧化硫排放占全国的比重接近70%!据统计,在全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16个,中国70%的河流与湖泊受到污染,有一半的人口缺乏干净的饮用水。
2008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
在工业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城市化是检验工业化战果的重要指示仪。成功的工业化,一方面会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同时,带动农村人口逐渐向城市聚集,这个过程正是所谓的城市化过程;另一方面,成功的城市化,必然能形成大大小小的卫星城市或城市网络,并以城市经济辐射农村、带动农村,从而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应该看到,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的确强大了,但农业却仍很脆弱;城市越变越大,但农村却依然落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有了较大飞跃,但中西部地区差距却更大了。也就是说,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东部与中西部原本存在的“三大差别”并未缩小,而是进一步强化了。由此可见,工业化未能解放农业;城市化未能拉动农村;东部未能带动中西部。
原因何在?工业化以矿山开采为源头,以城市制造为重心,从矿山到城市的单一产业链未能通达农村。因此,现代化的先进工业与传统的落后农业,各自为阵,在中国城乡割裂开来,形成了具有鲜明反差的、典型的“二元结构”。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外资与外贸优势,中国出口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更青睐于沿海发达地区,于是,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只会越大而不是缩小。
此外,在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廉价劳动力更是外商眼中最有吸引力的。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中国广大的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不但廉价而且没有地位。体面劳动是一项基本人权,它是国际劳工组织一直追求的目标。在中国,无论是外资企业,抑或是内资企业,它们都企图以廉价劳动力为优势来换取暴利,除国有企业外,许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雇员被剥夺了社保权利,还有许多农民工经常被拖欠工资,或是被随意克扣工资,随意被开除。
这便是国民为什么不能共享GDP高增长成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8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间窗口,凑巧的是,多灾多难的2008年,却给我们以震憾般的警示:高能耗、高污染、廉价劳动力时代是否已走到尽头?我们还能心安理得地透支我们子孙后代的环境和资源吗?面对目前的经济发展困惑,我们必须反思,以期承前启后:总结已走过的30年,重新布局下一个30年。
以“高能耗、高污染”制造业的高速扩张带来的GDP高增长,一方面带来了工业产品供给的极度丰富与繁荣,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江河湖水的大面积污染,生态环境恶化,自然资源枯竭。与此同时,城市工业的大发展,并未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同步发展,相反,城市工业越做越大,城市楼房越盖越高,而农村经济发展却严重滞后,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被进一步放大,东中西部差距也进一步扩大。 (1)高能耗警示:世界性通货膨胀下的高油价与连年翻番的铁矿石价格,已使高能耗为特征的、粗放式、数量型经济增长严重受损,为此,高能耗增长模式遭社会质疑。
(2)高污染警示:国际社会要求“节能减排”以及“绿色奥运”的强烈呼声警告我们:高污染的经济扩张道路已走到尽头,节能、降耗、减排、环保,将成为我们无法逃避的社会责任和经济成本。
(3)廉价劳动力警示:“珠三角”现象——原本依赖廉价劳动力度日为生的大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突然出现大面积亏损、倒闭现象。据统计,2008年上半年,全国约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倒闭超过1万多家,有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事实上,2007年下半年,人民币升值加速,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使得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出口型中小企业大受打击,且无力承受上升的成本,因此,在全国许多地方出现了类似于珠三角地区大批中小民营企业倒闭破产的现象。珠三角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30年来,它们一直依赖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来此办厂,大量外资企业将已淘汰的或是有污染的生产线迁入珠三角地区,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进行加工贸易,它们也拉动了广东省经济的强力快速增长。然而,30年后的今天,这一珠三角增长模式已经走入尽头。为此,我们必须反思:下一个30年该如何变革?
(4)外资过剩的警示: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资极其短缺,我们全方位动用“超国民待遇”政策引进外资,凡外资必引,且是多多亦善。大量外资企业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进入中国的。几乎没有任何筛选标准的“外资准入”,很快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外商和外企,中国俨然成为了“世界的加工厂”。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量外资蜂涌而入,年度外资(外商直接投资)引进额从300亿、400亿到500亿、600亿,2007年度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额更是突破了700亿美元!再加上多年来的巨大贸易顺差,中国外汇储备连年高速增长,许多国际游资仍在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只进不出的外汇资金在中国出现“过剩”格局,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产业政策,重新布局区域政策。
(5)出口型经济增长的警示:30年改革开放,GDP高速增长,应该肯定,人民生活水平已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然而,GDP的高增长主要是靠出口贸易的不断扩大来拉动的,廉价的劳动力并没有让劳动者共享GDP快速增长的成果,这显然与中国在国际贸易分工中所处的劣势地位有关。作为世界加工厂,中国只是外商和外资的一个加工车间,它们利用了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政策优惠的地皮,还有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环境污染,因此,在这样一种国际产业链的利润分配中,中国只拿到了极少的“低附加值”,但却换取了GDP的数量扩张、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商品进出口结构中得到反映:2006年,中国出口创汇最多的商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产品,而且大多都是没有涨价空间的便宜商品,它们依次是服装、鞋帽、塑料制品、低端钢材、家具、电视机等;相反,中国进口用汇最多的商品则主要是资源型或高科技含量的产品,而且大多都是价格一直涨个不停的商品,它们分别是原油、铁矿石、高端钢材、成品油、飞机、高级轿车、大豆等。此外,机电产品的进出口也是一个很大的杂项,但其中却含有较多的“三来一补”或“加工贸易”的成份。
另外,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工业化的高速推进,却并未有效推动农村城市化的同步发展,这直接导致我们的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滞后,因此,服务业无法成为中国劳动力的就业“蓄水池”,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比重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