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手共建ChinaAmerica（中美共同体）

一．形势分析

中美关系处在历史最好时期，但是民意有下滑的趋势

中美关系随着经贸关系的发展，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可以说，是处在历史最好时期。但是我们都有一种感觉，就是这种关系好到一定程度就止步不前了。尽管多年来中美两国有识之士及政府间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民意方面总是差强人意：在过去的几年中，尽管中国人对于美国人的好感度均在70%以上，但是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好感度基本徘徊在40%~50%之间，而且2008年更是降到了39%。而在9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这个数字要高得多。

举一个例子，2000年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37票同意197票反对，通过了“对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案 (PNTR)”。当时为了积极推动美国国会尽快通过这项法案，具有经济实力的工商界的各种商会和行业协会在1999年中美就中国加入WTO达成协议后，就动员起来，采取发动基层、登门拜访、媒体公关等策略，来说服国会通过中国PNTR。摩托罗拉、英特尔、微软、花旗集团、惠而浦和通用汽车等多家企业，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呼吁国会尽快通过PNTR 、发起“敲门运动”，先后与75个议员举行300多次会谈，游说他们支持PNTR，并花费巨资在报纸、电台和电视上大做广告，支持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斥资数百万美元以游说国会议员支持有关议案。

而现在，似乎整个舆论界也达成了共识：中国几乎就是“负面”、“威胁”、“盗版”、“破坏人权”等的同义语。尽管美国工商界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努力从来没有间断过，但是现在的确没有哪个公司或者利益团体胆敢再公开做广告来支持中国——因为这么做就好比你现在打广告夸奖三鹿奶粉质量好，无疑是自找麻烦。

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一个事实：“每当美国大选时候选人都要以反对中国来拉选票”，但是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说是贸易摩擦，有人说是意识形态。其实归根结蒂，是民意。

美国民意：当前中美良好关系的潜在威胁

美国民意多么重要，看看最近国会参众两院就布什政府的救市计划的表决就清楚了：

首先，白宫和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的佩洛西）和少数党领袖（共和党的伯纳）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试图说服众议员们在表决中投赞同票。

然而，在9月29日的第一次表决中，此案以228对205遭到否决，主要原因是保守党的支持者打电话给代表他们的议员，让他们不要投票支持这个他们认为是“拯救华尔街”的议案。导致众多议员倒戈，违背他们对总统和议长的承诺。

表决后，华尔街股票应声大跌777点，创历史单日跌幅之最。而专家的观点认为，更可怕的是信用机制可能失灵，其结果可能是商家无法贷款，老百姓由于商家无钱经营而失业，于是，恐慌下的美国人纷纷打电话给代表自己的议员要求重新投支持票，结果议案在参院和众院的重新投票中顺利通过。

由此可见，美国的议员们（通常被称为“立法者”）可以不听议长（他们的领导）的，更不听总统的，但是他们要听自己选民的意见。这就是民意。

美国的社会及政治体制的“草根文化”特点决定了美国民意的重要性：首先，民众舆论的影响力大；其次，政府对民众舆论的影响极为有限；第三，民众舆论决定了立法者（国会）和政府（白宫）的立场；最后，立法者及政府根据民意决定对中国的态度和行动。也就是说，中美关系如何，不是由华盛顿或者任何美国精英、大亨，而是是由美国民意决定的。

中美关系对于中国这个正在依赖国际贸易及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国实在太重要了，而改进美国对中国的民意则是是关键。

要主动改进民意，首先要了解美国的政治势力和不同势力后的民意倾向。

二．美国政治现实及其对中国的态度与策略的影响

（一）共和党更亲华

美国的主要政治势力是一左一右，左派为民主党，右派为共和党。两个政党不断的较量与合作，几乎演绎了美国政治的全部。

两党对中国的态度都是爱憎交织，都出于各自的政治目的，同时也代表了背后民众和利益集团的需求。下面的表格中，我简单地总结了民共两党的基本特点及对中国态度，仅供参考。

可见，尽管美国民共两党中都有支持和反对中国的声音，都有支持和反对中国的因素，但从整体来看，共和党支持中国的因素多，而且支持因素对于该党重要性高、多呈增长态势；反对因素少，且多呈减低态势。而民主党方面则相反，这一点从对待奥运会的态度上就可见一斑：以民主党为多数的美国国会对北京奥运大肆批判，声音最响的当属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而共和党的白宫则发出完全不同的声音。

究其根本，美国的政治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与经济相比是次要的。无论是哪个党，在竞选和发表国情咨文时都会明确告诉美国老百姓，他们的政治纲领是经济性的。因此，对于经济发展的态度决定了一个党的政治立场。以资方为主，力主自由经济和全球化的共和党，同中国合作的需要大过对抗；而经济上反对全球化，以工会为后盾的民主党注定是要拿中国作为假想敌来取得选票和支持的。

尽管任何一届政府上来，都要务实地搞好和中国的关系，中国也要尽力和两党都要搞好关系，但与中国关系孰近孰远，哪个党对中国更可能有利，应该心中有数。

（二）改善美国民意的最大机会在哪里

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美国的精英名流、东西两岸、中心城市都是民主党的地盘，近年从大陆移民美国的新华侨，基本都是中国的“天之娇子”，在美国定居后，出于不同的目的或者压力无论投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票，骨子里大都具有强烈的精英情结，思维上倾向民主党，不能认同美国普通民众的“愚钝”。而近年来以简单贸易为主的中美贸易所产生的逆差被认为是美国产业工人失业和本土制造业，特别是东西两岸和中心城市等传统制造基地的流失的主因，这就更是刺激了民主党传统支持者——美国工会的神经。

诚然，单就美国来讲，对中国绝对支持或者无条件反对的情况还是不多见，不过趋势和倾向是明显的。这不得不令人考虑一个主要的问题：要想影响民意，怎样投入可以取得最大的投入产出比？最符合中国的长期战略需求？在美国，商界投入给共和党的钱总体上是要多于给民主党的；而工会则是民主党一个大后台，你能够替我说话，我就多给你投入，天经地义。那么中国应该怎样做？

三．中国对美国民意影响的最大机会在哪里？

（一）不在华盛顿、而在州级地方政府

中国政府和民间的一个习惯性思位定势就是过于重视同美国联邦政府的关系，过于注重华盛顿的态度，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与州级及地方政府的关系。中国省级与美国州级政府的往来要少的多，地方政府就更少。而且很多往来都局限在“姊妹州/省”、“姊妹城市”之间。而这些关系原本就是“包办婚姻”，往往雷声大，实际成果有限。

如果我说：“美国没有中央政府”，可能在中国没有人相信，但这是真实的。在中国，我们的行政级别是多级的，“从中央到地方”成为多年行之有效的定式。而在美国则不是这样，华盛顿的联邦政府不是北京的中央政府，他们和州级政府不存在上下级的关系。他们对美国的民众舆论的影响不仅有限，而且有可能是负面的。

美国人民素来认为政府是“必要的邪恶”（ANecessary Evil）。他们很多人相信“阴谋论”，认为政府会背着人民达成很多肮脏的协议。这种思维模式下，美国政府只要一讲中国的好话，就被认为是“华盛顿和中共的肮脏交易”的结果。我在美国多次亲耳听到这样的说法，从93年的“银河号”被拦截，最后以没有发现武器，华盛顿道歉，到李文和事件的结局等，从来没有间断过。

此外，华府和国会之间，以及国会内部两党之间无休止的争吵，也令华盛顿对中国的政策与态度摇摆不定，使中国为改进中美关系而作的努力难收成效。

相比之下，州级及地方政府则要务实的多，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改善地方经济，而非争论意识形态的大是大非。如果需要，他们也会有效及迅速地采取行动改进中美关系。例如，2006年底，当中国南汽集团来俄克拉荷马州签订设立北美分公司生产和销售名爵（MG）跑车协议时，在当地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反响，不但引来美方追加数千万美金的投入，而且几乎所有我认识的美国人都与我兴奋地谈论这件事，很多人表示，一旦产品上市，他们将成为最早的买主……好似冬天感到了一股暖风。俄克拉荷马州为了促成这个项目，从州政府、州议会到相关的俄克拉荷马城、诺曼市及阿德摩尔市政府、经济发展组织及本地的私人投资者，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上下一致，做了大量的工作，那种团队合作的景象，在华盛顿是绝对看不到的！

我见到的所有对投资美国感兴趣的中国企业家和政府官员都会问：“美国有什么优惠政策？”我告诉他们，的确有，但是一般都是在州或者市镇政府，甚至具体社区那里。

美国没有类似中国“两免三减半”这样的“国策”，也没有享受15%所得税的国家级开发区。要想谈投资项目，具体的都要和当地政府、企业和社区交流。一次，我带一个投资团体见一个城市开发署主任，他们问起当地工业园的土地价格，当了解到这组投资者的意向和潜力后，这位主任告诉他们：“我们可以白送土地给你们！”，不要讲美国联邦政府，连州政府都没有这样的决定权。

由于美国的各州及地方政府和其他州、城镇都是竞争关系，他们晓得，如果能够将中国企业吸引到本州或者本地区，就可以占据中国产品到美国的供应链中的配送环节，吸引更多的商贸机会，绝对有利于当地经济，所以他们比华盛顿要更积极，更热情，更重要的是，他们“办实事”。

因此，要加强中美关系，改进民意，就需要加强与州级及地方政府的直接联系。

（二）不可指望美国传媒对华态度的改变，而要加强和美国民众的直接沟通

国内似乎有一种倾向，就是试图通过种种努力来影响和改变美国及其他西方主要媒体。我们在安排西方媒体采访后，总是期待着他们的正面报道。这种期待的思想基础似乎是，西方媒体对我们的偏见报道，是出于他们对中国的不了解，如果他们能够来到中国并且目见耳闻，就可以改变看法，从正面报道中国。

这种思维的一个重要依据是，许多来到中国的西方人确确实实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回国后成为中国的坚定的支持者。的确，我所认识的美国人，无论来中国之前态度如何，访华后几乎都对赞不绝口，成为中国的拥护者。

然而，真理与谬误只是一步之差：美国个人可以改变看法，媒体则不然。事实上，美国媒体的负面报道都来自那些去过中国，对中国了解，甚至接受过中国恩惠的记者们，可以说，希望通过影响西方媒体来影响美国民众的努力是不会有什么成效的。

想一想，你会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来让一个高僧不信佛么——西方媒体对于他们思考方式、工作程序及赢利方式深信不疑到了信仰的高度，他们不可能因为中国政府或者民间的真诚而改变信仰；反而，过分祈求媒体理解和“公正”报道中国的努力，倒是会被西方媒体看成像一个被警察逼得走投无路的嫌犯开始掏钱行贿来求得逃生一样可笑和具有娱乐性（即可报道性）。

而另一方面，美国大众，特别是保守派大众非常蔑视美国大众媒体。美国大众不在意媒体的态度，我们为什么介意？有什么必要花这么大的努力来做无用功？

更加可笑的是，美国主流媒体对美国国内或者西方世界的报道都可能不被信任，而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则成为这些媒体为数不多的可以得到美国民众认同的内容。这种情况下，似乎诋毁中国成为他们提高收视率、阅读率的有效手段，他们怎么可能改变自己对中国的偏见？！

既然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看法和做法不能立即改变，而普通民众又不是那么信任媒体，为何不干脆绕开媒体，直接同大众对话？

（三）不要依赖美国精英阶层的赞许与支持，而要取得美国普通百姓的理解

大概在几个月前，我在美国的电视频道上看到了一个10岁左右的普通小女孩对着镜头认真地说，我支持奥巴马，他当总统后可以保护我们，不让中国坏玩具来伤害我们。

美国小女孩的这番话，绝对可以让美国老百姓动情。于是，中国成为恶棍的象征，中国产品成为万恶之源。这种力量，是十个巴菲特、一百个比尔盖兹、一千个基辛格都没有的。

事实上，美国的精英阶层同美国中产阶级为代表的普通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由来已久：前者瞧不起后者，因为他们头脑简单、盲从、狭隘；而后者则对精英阶层的高高在上和“眼高手低”的倾向百般蔑视。从根本上说，美国的民主制度的游戏规则是选票数量决定质量，这就令老百姓对精英相当不买账。小布什为什么能够连任？很多人选他的原因是：“他和我们差不多！(He’s just like me!)”。

精英阶层的政治观点，不但得不到老百姓的认同，往往还引起激烈反对。我甚至可以这么讲，一个人或者组织、国家得到的精英票数越多，在美国政治上就会越失败！

比如，这次美国总统竞选中，民主党可以说占尽天时地利，胜利在望，但是奥巴马的竞选之路仍然是坎坷不断。其中有两次重大的民意下滑明显都与他难以掩盖自己“精英意识”有关，或者被批为“代表精英思维”。一次是今年4月11日他称小城镇的人因为“痛苦”而依赖于枪支和宗教，使得他在宾州的民调大幅下降了20%，希拉里以57%对37%的支持率领先于奥巴马。另外一次是最近用“抹了口红的猪”来形容共和党，显示了他对对手的蔑视，结果导致对于两党都至关重要的中间派人士认为奥巴马有性别歧视的比例从17%上升到34%。这两次都是奥巴马难以掩饰自己内心的“哈佛精英”的情结而被美国百姓看低。可见，美国精英的观点，虽然可以有效地赢得中国观众和读者，但在美国可能适得其反。

当斯皮尔伯格宣布不做奥运后艺术顾问时，知道这个消息并对此感到惋惜的中国人可能远比美国人多。我的不少美国朋友都对我说：“中国开幕式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最好的，幸亏没有用他！”。呵呵，好莱坞的明星名人在美国没有什么好名望。

当前美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令精英与普通民众的摩擦加剧：一方面，反精英的思潮导致了布什政府的没落和许多策略的失误，给精英以反击的口实，例如，他们称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莎拉·佩林体现了“信心和无知的快乐婚姻（Joyful Marriage ofConfidence and Ignorance） ”；另一方面，美国经济的糟糕结果再次证明了缺乏制约的精英所造成的恶果要比普通人大得多，进一步增强了美国百姓对整个精英阶层的不信任。尽管由于对经济的恐惧，美国人可能会选择精英背景的奥巴马，但是一旦在他的领导下经济转好，反精英的情结又会占上峰。这就是为什么2000年克林顿领导的民主党取得卓越的经济成就时，戈尔反而输掉了大选的主要原因。他输给的不是别人，正是被讽刺为智力低下、口齿拙笨的小布什。而后者在2004年又轻易战胜了代表精英的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取得连任，执政记录超过了他那倜傥的父亲。

毕竟，精英是少数，选票在老百姓手里，这是硬道理。

依赖精英思维定式还体现在我们过于依赖在东西两岸的华人精英们来沟通与美国的关系。目前在美国的事业有成的华人多数都是国内的优秀人才，从中国最好的高等院校直接或者毕业后赴美深造，然后留在美国工作。他们多数在美国是与大众多少呈隔离状态，他们可能收入堪比美国富裕阶层，并认识一些美国的政治关系和社会精英，但是很难理解，更难说服美国大众，对中国在美国的公众形象帮助有多大，值得思考。

举一个例子就是活跃在美国的“百人会”组织。这个以在美华人精英为主的团体为发展中美关系、影响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也收到一定的成效。但是美国草根政治的现实就令其在美国的影响力受到很大限制。在美国，我只是有一次在C-SPAN看到他们的活动，而C-SPAN是专门面对美国社会精英的频道。以至美国最受欢迎的脱口秀主持人John Steward曾经多次以“某某只出现在C-SPAN”来嘲讽该人在美国影响力低下。百人会这样的努力，投入产出比如何，可想而之。

在美国政治现实中，“中国”和“精英”本来就是比较负面的两个名词，许多名人、政客都刻意避开这两个词，而百人会却把这两个标签昭然地在同一时间贴在了自己的脸上，分明在向美国的草根政治挑衅，比赛没有开始，已经失去比分了。其活动虽然能够为中国造势，让国人在太平洋彼岸感到自豪，在美国本土恐怕是进一步强化了与美国主流社会的对立。在“中国”和“精英”这两个词的负面形象没有得到改善时去努力用它们来强化自己的形象，难道不是适得其反么？

能否直接同普通百姓对话，取得他们的理解，是改进民意的关键。

（四）不在东西两岸和大城市，而在中南部和中小城镇

美国人能够说出的中国城市无外乎北京、上海等；同样，中国人认为洛杉矶、纽约和芝加哥就是美国的全部。出访美国的团队，无论国家级别的还是地方，无论是政府组织的还是私人访团，目的地基本是东西两岸和中心城市为主。如果说，由于发展的不平衡，美国人到中国，最方便和最有回报的地区是沿海、中心城市的话，这个原则反过来用在美国就不对了。

首先，美国各个地区发展相对均衡。在中国，上海和甘肃的人均GDP收入差距在10倍以上；而在美国，人均GDP最高的加州和最低的密西西比州的差距也就是2倍左右，而且美国的中南部地区和中小城市在交通、通讯、教育、工商业和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均不逊色于东西两岸和中心城市。许多世界级企业的总部都在美国的中南部地区和中小城市，比如，世界最大的公司沃尔玛总部在中南部阿肯色州西北小镇本顿维尔。近年来由于东西两岸的经济滑坡，更多的公司在把他们的分部和运营中心迁往中南部地区。我所在的俄克拉荷马（OK）州塔尔萨（Tulsa）市，拥有90万人口，就多次被评为美国各大公司设立分部的首选城市。

从地理分布上，共和党的基础多在美国中南部和中小城镇；而民主党的支持则更多来自东西两岸和中心城市。因此中南部和中心城市有更大的改善民意的空间。多年来对中国的缺乏了解，是美国中南部民众怀有敌对情绪的主要因素。因此，如果我们想改进美国民意，应该与中南部和中小城镇更多接触。

实际上，美国中南部和中小城镇的作用从来都是巨大的，以至于民共两党每届选举都要尽可能推出从这些地方来候选人，包括肯尼迪的搭档约翰逊、里根的搭档老布什、后来的卡特、克林顿及其搭档戈尔、布什以及现在的副总统候选人佩林（来自阿拉斯加的小镇）等，都是这种思路的产物。

东西两岸和传统工业中心城市有大量的产业工人，他们自觉得受到全球化经济和“中国制造”的冲击。那里也是自由派的基地，他们是美国最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群体。而代表工人和自由派的政客想通过攻击中国来赢得选票，大众传媒要提高收视率，反华势力也多数集中在这些地区……，这些都对民意的改善造成障碍。

中南部各州政府及人民普遍重商，生活朴实、保守，基本上不存在与中国敌对的组织，如美国工会、反华势力等。他们可能由于不了解中国而对反华情绪盲从，但是一旦和中国人接触后就比较友好了。而且，这些地区的经济结构以中小企业和跨国公司分部为主，受到的全球化冲击和市场波动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且由于没有工会影响以及当地的重商氛围，许多新进入或者回流美国的制造业均在此安家，使其一定程度上成为全球化经济的受益者。特别是目前美国东西两岸和中心城市的遭受经济危机的时候，美国中南部和中小城镇的经济却飞速发展。例如，俄克拉荷马城（Oklahoma City）刚刚被《福布斯》评为美国最抗经济衰退城市的第一名；我所在的塔尔萨市的失业率今年已经低于3%，而全美平均失业率刚刚超过了6%；还有，近年来传统的制造业州，如密西根州、俄亥俄州等制造业都在萎缩，相反，近几年中南部的俄克拉荷马州、密西西比州等的制造业则一直在成长中。

因此，加强同美国中南部和中小城镇的合作，就可以争取到一大批潜在的支持者和利益来源。

（五）保持简单贸易增长的同时，加强对美国直接投资（FDI）

有目共睹，中美贸易一直在高速增长，中国的顺差一路领先，这是可喜可贺的，但是任何事务都有两面性，且物极必反，只见商品不见人的单纯贸易关系带来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大：

1. 我们对于自己的（海外）市场没有控制，没有产品品牌，没有企业形象，利润多被美国中间商赚走，自己所得与付出的原材料、人力、环境等不成正比，年复一年，始终无法走出原始积累阶段，没有剩余利润来管理、技术和企业文化等方面提升自己，不得不长期依赖低成本、低利润、高消耗的模式来维持生存。

2. 由于缺少品牌和企业形象，美国人面对廉价的中国产品，完全凭主观臆测来想象中国人和中国企业的样子，结果可想而知。同时，媒体和政客利用中国人白给的，可以由其随意歪曲而不必负任何责任的这个机会（在一个发达国家这种机会不多啊），大肆通过反华来捞钞票和政治资本，造成了对华民意的进一步降低。

3. 迫于民意，美国政府不断给中国压力，所以中国政府不得不通过大量的购买美国国债或者投资美国的金融公司来抵消压力，结果挣来的钱还是给了美国人去用。要知道，保值只是使用资金的最低目的，而更加重要的目的应该是学会投资与经营。

我们消极使用资金，使得我们绝大多数为美国市场生产产品的厂家不但对美国市场根本不了解，甚至从来没有来过美国，成为得了“生产能力巨人症的国际营销婴儿”。

4. 美国当前处于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也不可能象原来一样可以轻易通过消极投资来抵消简单贸易的负面影响，这就对中国处理中美贸易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新的策略在哪里？

5. 以进出口为主的简单经贸关系威胁到中国的长治久安：每年新增劳动力的压力迫使我国GDP必须保持8%以上的增长来满足就业的需求，而GDP增长的重要部分是国际贸易的增长。目前尽管“中国制造”比比皆是，实际上中国制造的价值只占全世界的5%，按理说增长的余地还很大。但是简单的贸易手段使我们在处于低份额、低利润、高消耗阶段的时候，就已经引来了来自欧美国家主要市场的巨大阻力和压力，很难想象，如果中国制造的价值要增加到10%，我们将付出多大的代价、遇到多大的阻力？如果我们付不起这样的代价，顶不住这样的阻力，GDP的增加将受到实质性的威胁，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稳定，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很可能付诸东流！

对于目标市场的直接投资（FDI，即foreign directinvestment）相比之下，可以大大抵消简单贸易的负面效果，同时也可以削弱购买债券带来的消极后果：

1. 它可以占领直接渠道，扩大利润来源。这一点在当前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出口退税率降低、人工成本增加的国内大环境下显得尤为重要。

2. 它通过在美国市场创立品牌来进一步改善产品的利润率、提高美国市场内客户忠诚度。

3. 它可以让美国民众了解中国的企业和中国人，改进当前敌对的民意。面对面的接触是最好的沟通方式，不见面看到、听到的只是符号和概念。

4. 通过对美国的直接投资，锻炼了中国的企业家和经理人，使中国企业从管理水平，而不仅仅是产品或者产值上同世界接轨。

然而，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太少，与中国的产品市场份额和大国形象极不相符。可以说，加强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是未来中国保持国际贸易持续增长最大机会所在。更加重要的是，对于地方政府来讲，企业是否能够走出去，是否能够在海外，特别是美国投资成功，将决定地方经济的发展和本地进一步招商引资成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