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全球公共产品（GPGs）

[摘要]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大，有关全球公共产品提供与需求的问题摆上了各国政府的工作议程。全球公共产品是属于国际公共的研究范畴，其中包括各种公共产品提供的组织模式、筹资方式以及应用的策略。世界每个国家在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上都由于各自所处的政治与经济地位的差别而有不同的策略，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又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代表，因而在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处于特殊地位，要采取相应合适的策略。

[关键词] 全球公共产品、GPGs、筹资、中国策略

“两位邻居就共同拥有的一块草地很可能达成一起放牧的共识，因为他们彼此了解，任一方的放弃将是对整个项目的放弃；而若是有一千人，则根本很难达到如此共识，因为设计一种都适合大家的机制是困难的，而要他们就此达成一致又是更困难的。”这是18世纪的哲学家大卫休谟的一段话，这也是有关公共产品理论的最初思想。沿着这个“集体行动的悖论”，米勒、萨米尔森、布坎南、唐斯等经济学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充实了公共产品理论，而至1965年，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问世，公共产品理论得到了全新的综合与阐述。

随着新千年的到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公共产品所具有的公共性的覆盖领域也随之扩大。至20世纪的后50年全球联系更加紧密，各种利益集团以及国与国之间协议、协定的签订，使各国纷纷以国家为单位积极参与到全球性的事务中。若把现代的政府看作理性的，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个体，同样可以利用“集体行动的逻辑”来分析全球公共产品，但要注意全球公共产品具有与一般意义上的公共产品所不同的特殊性质。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笔者将对全球公共产品进行定义与分类，以使读者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在第二部分笔者将提出公共产品供给理论，分析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与融资方式，并给出具体的实例；第三部分讨论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中所处的地位和应对的策略；最后是结论部分。

一、公共产品与全球公共产品（GPGs）

消费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是纯粹公共产品的两个特性，它一旦被提供给某个社会成员，就使得排除他人的消费成为不可能或者无效率（Musgrave，1959）。我们知道，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构成了人们日常消费的组成部分，前者可以包括法律制度、国家安全、环境建设、医疗保障以及人权的尊重等，而后者则是诸如面包、衣服等个人消费品。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同样也要求公共产品更加丰富，质量不断提升。研究表明，通过提供良好的基础教育、卫生设施以及产权、更强的法制水平、更多的外交联系等等都能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传统的公共产品是在一国范围内定义的，当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正如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封建大门，国际贸易、国际交往增加，原先属于国内公共产品的公共性也随之发生变化，比如在资本市场开放下，金融稳定成为区域乃至全球联动的问题，而人口流动加剧必然带来国际犯罪或者国际间的传染病防范问题，如此，还有制度、食品安全、全球环境等牵动世界各国的全球问题，这些都是所谓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这种产品的提供要求国际间的合作，其过程包括国家的公共决策，公共产品提供和公共产品消费。

联合国给出全球公共产品的完整定义：“全球公共产品是能够给所有国家、民族、当代人以及后代人都带来利益的物品。”笔者认为，与一般意义上的公共产品提供相比，关于全球公共产品还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参与者是建立在主权平等基础上的世界各国。不论国大国小、国贫国富，参与全球公共产品问题决策的国家首先要求的必然是主权平等，不应存在大国欺凌小国的现象。

2、与国际政治环境紧密联系。既然是以国家为代表的参与过程，各国的外交政策，政治立场就可能左右其在全球公共产品提供上的态度与方式。

3、国际间存在较强的联系。政治家总是目光短浅的，他们关注的多是眼前利益。但全球公共产品一般都是能造福后代人的，诸如环境保护、世界和平、卫生条件等都关系着几代人的生存问题，因而决策者与受益者的目标之间存在不对称。

可以说，全球化是导致全球公共产品出现的根本原因。人类历史上至今有过三次大的全球化过程，一是公元前三世纪罗马帝国开始的长期的对外扩张；二是从十六世纪开始的大英帝国的扩张。三是十九世纪开始、20世纪完全形成的美国时代。

战争带来的全球化，使得各国的传统文化相互冲击。而最近的一次全球化则不同于前两次，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瓦解，双极世界的格局被打破，许多国家都致力于建立多极世界的格局，帝国主义的天平已经倾斜。虽然美国的势力还处于霸主地位，但总体来说，多极格局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因而，在如此的世界政治环境下，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存在着相应的难度。

对于目前世界上存在的全球性事务及全球公共产品，笔者用以下图表做了一个简要分类，包括了环境、社会、经济以及制度技术四个方面。

二、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与筹资

1、理论基础

以上所定义的全球公共产品是属于纯粹的全球产品，包括地域和时间上的覆盖范围，若一个公共产品仅使得亚洲地区的国家受益，只能算是区域公共产品或者说是准全球公共产品，具有俱乐部产品的性质。布坎南在他1965年的论文“EconomicTheory of Club”中，使用成本与收益的分析框架研究了最优俱乐部成员行为，但其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复杂假设之上的，要求无数个互不相同的俱乐部存在。因此，他给出的其实只是公共产品供给的局部解，而非一般均衡解。同是在1965年，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精辟地概括了公共产品提供具有效率的四个必要条件，可以之来分析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

⑴、小集团比大集团更有效率，集团越大，就越不可能去增进它的共同利益。

⑵、成员不对称的集体更易于行动。

⑶、通过正向与反向的选择性激励使集体行动更有效率。

⑷、集体成员之间需要更多的互动和交流。

2、两个例子

至目前为止，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有失败的也有成功的，在环境保护方面存在这样的例子。成功的例子要属对臭氧层的保护。1987年9月，46个国家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签署了《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协定书》，作为臭氧层消耗物质主要排放国的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日本、欧盟等自1995年起停止使用氟利昂和哈龙的生产。自1996年开始，大部分发达国家只能消费回收和存储的氟利昂和哈龙。可以说，各国严格遵守协议，加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配合，目前已初见成效。失败的例子来自为防止全球变暖而签订的《京都条约》。导致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主要由燃烧煤炭、汽油等矿物而释放。为解决全球气温上升的威胁，1997年12月140个国家签订了《京都条约》，要求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但在布什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则以执行条约会损害美国经济为由，公开反对条约，导致条约执行的失败。两个实例可以告诉我们几个结论：

⑴、参与者的利益相关性。蒙特利尔协议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臭氧层空洞对发达国家造成的危害是大于其继续使用臭氧层消耗物质所带来的收益的。而全球温室效应并非对所有国家都是坏事（可能仅对沿海城市造成危害），美国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凭借其政治力量而敢于退出《京都条约》。

⑵、参与者和受益者的对称性。执行蒙特利尔协议的几个发达国家也正是使用臭氧层消耗物质最多的几个国家；而二氧化碳的排放则是发展中国家居多。据估计，1990年至2010年间，全球废气排放量将上升30％，而协议只可能减少其中的10％，协议自身所起的作用不大，执行则更加困难。

⑶、技术的可替代性。由于发达国家已经找到了氟利昂和哈龙的低廉替代品，而对于矿物还没有很好的替代技术。因而说，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

3、全球公共产品提供的几种方式

⑴、私人部门提供

非政府机构（NGOs）在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并非所有的全球公共产品都是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特征，比如传染病的疫苗就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因而私人部门可以参与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通过他们的参与，更有助于形成消费者偏好，反应公众的意向，还能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资金，因而要增进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们之间的协作，为私人部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做出必要的激励。

⑵、各国分别提供

诸如各国刑事案件的防范以及环境保护等全球公共产品，若采取各国分别提供，以求达到全球范围的效果，则应注意由于国大国小、国贫国富，某些全球公共产品在各国之间是有差别的。在发展中国家，由于首要目标是发展经济，往往容易忽视长远利益，因为他们具有比发达国家更高的折现率。要使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全球公共产品，除了可以成立具有约束力的国际组织——国际刑警外，还可以通过提高全球公共产品在他们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程度。

⑶、股份制的组织形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立的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都是属于股份制的组织形式。但由于各国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差别，使得政治地位高的国家拥有更多的选票，而富有的国家则成为世界的大股东，不免可能出现大国欺凌小国的情形。

⑷、大国主导型

单极世界中的帝国必然会推崇本国的政策使之全球化，罗马帝国、大英帝国与战后的美国都致力于推行这种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而随着欧洲、日本的崛起，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美国也已丧失了从前的追随者，美国所幻想的单极世界不再可能出现。

4、全球公共产品的筹资

一国国界内的公共产品大都是政府通过税收的形式来提供的，但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否由开征世界税来提供呢？从整体性上考虑，如果能够开征这样一种世界税，那么也可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财力不足的约束，开征世界税进行筹资实质上是一种按能力大小而承担成本的机制。比如为了稳定世界金融环境，而开征托宾税——对外汇交易而征的一种税，这样发达国家由于外汇交易量比其他国家大而将承担更多的成本，但同时他们的收益也较发展中国家更多。

也可从单个国家自身的受益性上来考虑是否为全球公共产品付费。以美国为例，可以有三种情况：1、对美国有益的对世界也有益，那么美国可作为主导者，邀请其他国家一同分担成本；2、对世界有益的对美国也有益，这时美国没有主动发起的愿望，这其实是一个集体行动的标准例子，由于能分享收益使得美国有参与的兴趣，可以承担部分成本，奥尔森（1965）充分论证了这种情况；3、对世界有益的对美国不一定有益，这样美国不会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资金，但美国的不参与又会给其他国家带来负面影响，《京都条约》就是这样的例子。

三、中国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地位与策略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有着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其经济的发展对世界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同时中国也是一个与西方世界有着不同制度的国家，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代表，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有着根本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面对着以美国为代表所推崇的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全球化问题，而不影响自身经济的发展和在其他方面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当前我们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实际上，中国政府一直都积极参与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在过去几年中，我国在国际传染病防治、国际缉私、可持续发展、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全球性环境治理、国际公安、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加大市场开放度等方面，都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但我们也受到发展水平不高与人口基数过大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在全球范围内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受到西方世界国家的政治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说我们还处于弱势的地位。

由于我国处在如此特殊的国际环境中，就更要求我们从本国人民、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长远规划，既行使我们的权利也履行应尽的义务，具体来看，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

1、加强亚洲区域的合作与南南合作

从奥尔森的理论我们知道，集体成员的个数是能否实现公共产品供给的一个前提，因而加强本地区少数国家之间的合作比起全球合作会更有效率和达到更高的层次。2000年成立的上海五国集团，就致力于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边境贸易和打击地区恐怖主义，收到很高的成效。同时，发展中国家由于都处在经济弱势，在国情上具有许多相似之处，面临的问题也差不多，因而他们具有相同的目标，容易结成利益共同体，能够更加团结，更富有组织效率。中国在立足于亚洲，参与区域性事务的同时，要加强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与互助。

2、开展在尊重人权、主权基础上的国际合作

某些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时，会强加给他们一些苛刻的要求，有的甚至用主权相要挟，是蛮横不讲理的。经济要与人权分离，在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上要本着“平等、互利、共同进步”的方针。我们不应把本国意志加于别国之上，也同样不允许别国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我们之上，经济与政治要有一定的分离。

3、对世界的和平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和平的世界环境作为一种持续的，不仅造福当代人更关系后代人命运的公共产品，还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对其他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以及全球经济发展都有影响。而战争作为和平的反义词则具有很大的负外部性。我们不愿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而中国应积极倡导削减军备，防止核竞赛，在维护地区和平的同时，更要倡导世界和平。

4、我国的基础教育与医疗卫生保障水平仍需提高

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各国的教育水平、健康水平还相差很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教育水平与医疗保障水平低下，也就是此类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而这些又恰恰是一国经济水平的决定因素。因而中国在这些领域要加强南北合作，吸引更多国际组织的援助。

四、结论

全球化已经成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逃离的现实，世界的和谐发展离不开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和平、环境、贸易、金融、政府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但同时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之间又有着不可避免矛盾冲突。国家优先还是全球优先，成为各国之间博弈的焦点。大国需要巩固自身地位，增强自身影响力，在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上操纵他国；而小国则需要立足本国，发展经济，在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中收获利益而又不为他国操纵。各国都在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之间权衡，以求寻得一个平衡点。

目前世界上对全球公共产品的研究还未深入，特别是对于如何在国家之间实行有效的组织管理、如何提供有效的激励促使更多国家的参与、以及针对不同性质的公共产品应采取何种融资方式等等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