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次危机、衰退及应对政策的若干认识

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和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衰退给08年打上了历史性的标记。进入09年，金融海啸仍未平息，“去杠杆化”，包括金融产品、金融机构和消费者，还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动荡过程，经济衰退已经开始显现，并将成为09年市场环境的主要特征。

此次危机和衰退是一部最好的教材，每个企业都为此付出了学费，但只有肯于学习、思考的企业家才能从中获取经验和启示，变得更聪明、更理性。

一、金融海啸的成因、特征和影响

此次金融海啸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周期性波动，而是结构性振荡。作为经济现象，周期性波动和结构性振荡的实质都是均衡——失衡——新的均衡的过程。导致周期性波动的供求失衡是由于市场价格信号滞后于资源的配置，但价格信号的释放是一个持续、渐进放大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被抽象为一种函数关系，因为它具备了函数的两个基本特征：连续、收敛。人们可以据此运用边际和均衡的方法建立数学模型，观察和预测经济周波的走势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当然，对拐点的判定要相对困难一些。结构性的振荡多表现为突发的雪崩式的危机，其来势猛并呈现发散态势，杀伤力大会造成非理性恐慌。这是一种非函数关系的突变现象，因为连续性中断了，变量间的相关性失去了。

此次金融海啸和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衰退是一次典型的结构性振荡。事端的起因是美国次级债，但根子是美国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的发展模式。为了满足消费所需的资金，金融机构在倡导自由放任，鼓励金融创新的政策环境下过度使用杠杆，生产了大量高风险的资产证券化衍生产品，金融监管不当使其象瘟疫一样向全球扩散，最终酿成了这场危机。

近十年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中国和一些新兴经济体崛起，其增长模式的特征是高储蓄(投资、出口)、低消费，这与美国形成互补结构。换句话讲，它们的贸易顺差构成了美国贸易逆差的主体，它们提供的廉价产品(其中有要素价格被低估的因素)是美国消费者的重要供给来源，作为美国国债主要的债权人，它们向美国提供了消费所需的低成本资金。从另一个方面看，美国提供的巨大消费市场也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支持。两个互补结构的耦合，形成了一种“非稳态的均衡”，与此同时也大大放大了各自的失衡度。由于双方各自积累的巨额贸易逆差和顺差势必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因而这一“均衡”是不可持续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1．尽管经济全球化的目标是打破国界，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求平衡，但这一过程是漫长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每个经济体，特别是大经济体自身的平衡仍具有重要意义。

2．如果说金融海啸对中国的影响有限，那么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浪潮中，中国可能是个重灾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经济体对出口的依赖过重(40％)；中国的产业结构是以中低端的加工业为土，其调整和转型的难度比以高端服务业为主的结构大；中国正在经历的城镇化进程，存在结构性就业压力。

3．周期性波动与结构性振荡的区别还表现为前者的波动会回归到原有的均衡点，而后者的振荡则会收敛在一个新的均衡点。这个新的均衡点意味着美国和中国都要做出较大程度地调整，以减少各自的失衡度。中国所面临的是对出口依赖的减少，而加大内需(消费)在短期内难以补偿出口的缺口，由此会对GDP、CPI、失业率、城镇化进程、产业结构产生连锁影响，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寻求新的平衡点是一个新的课题，也是一个痛苦的转型过程。

二、此次金融海啸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个世界

此次金融海啸被视为一次百年不遇的历史性事件，其对未来的全球经济结构、经济发展走向、经济秩序、政府和国际经济组织的经济功能、经济理论和政策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多大?是不是颠覆性的?现在有许多流行的看法和观点，我以为对此应保持开放的思维和清醒的认识。

1．经济全球化造就了全球近十年的经济繁荣期，也产生了全球经济失衡并导致了金融海啸的爆发。当下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与美国“脱钩”、“去全球化”的声音不绝于耳。我以为经济全球化作为历史的进程不会终止，也不应终止。但认真审视这一进程中的问题，使其能走上健康的轨道，重拾发展的势头是全球面临的重大课题。

2．此次金融海啸发端于美国，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受到重创，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也受到动摇。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将会削弱但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美元的走势在近期会坚挺，中期则有贬值的压力，但主要表现为周期性的波动，而不是结构性的贬值。一个全球多极经济体、多元货币格局的形成还要假以时日。

3．在此次危机中各国政府纷纷出手，通过担保、注资、接管拯救了一批濒临倒闭的企业，同时通过降息、启动巨额财政支出刺激需求。这是否意味着政府主导经济和凯恩斯主义会成为主流？我认为企业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是市场机制的基石，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应发生重大的改变，政府入市干预、财政政策的运用是在特定情况下的一个特殊手段，“慎用看得见的手”仍是需要铭记的箴言。

我们在批评自由放任政策、反思货币主义理论的同时也应警惕政府职能的过分膨胀。

4．金融海啸充分暴露了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货币和金融产品是在全球流动的，而货币发行量、利率政策、监管都是每个经济体相对独立的决策。美元的发行量大大超出了其GDP在全球的比重，由此美国自己的经济问题要全球分担，或者说它从全球获取了“铸币税”。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和制度的缺失是当今国际金融体系中存在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经济体的关注，发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我相信这个问题会因此次金融海啸而得到改善，但新体系的建立是一项超越经济领域的议题，是大国之间政治博弈的过程，就目前全球的格局而言，我们还看不到这样一个前景。

三、中国有条件率先走出衰退，但改革、调整任务艰巨

中国虽然是此次衰退中的重灾区，但我相信中国会率先走出衰退。因为：1、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相比、与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的中国相比，中国政府、企业、银行、个人的资产负债表都是最健康的；2、2000万农民工返乡虽然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城镇化进程因而倒退，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状况更为凸显，但它大大缓冲了城镇的失业的压力，使政府、企业得到了宝贵的调整时间；3、中央政府财政刺激经济计划力度较大，地方政府长期被压抑的投资冲动得以释放，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银行新增贷款大量投放。就目前态势看，我以为今年“保八”应是可以期待的。我们担心的是：1、这一轮政府主导的刺激经济计划尚不能推动中间产业和终端消费，企业和消费者还要过紧日子，未来宏观经济走向可能如有的经济学家所预测的会呈现w型，即政府主导的第一波提升因缺乏企业和个人投资、消费的支持会再次下滑，最终走出衰退还要依靠市场的力量。2、“保八”是为了保就业进而保社会稳定。8％是否是保就业的底线，对此缺乏科学的论证，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扩张的财政政策是为了应对经济衰退的权宜之计，其本身是有风险和代价的，这不仅表现为当期的效果，也表现为其后的通胀压力。因此，要避免目标定的太高，用力过猛。失业率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水平，此轮的财政刺激经济计划在投资和转移支付(社保、低保、医疗、教育、住房、减税等)应如何分配，值得斟酌。3、危机、衰退既是一场灾难也是改革、调整的良机。政府的振兴产业规划多是以解困、扶植为主要目的，而缺乏调整、改革的内容。这样搞下去可能实现“保八”，但过剩、落后的产能得以生存，扭曲的要素价格依然保持，政府对企业和市场的不当干预还可能会强化，公共产品的缺失得不到改善。4、此次危机和衰退也是对中国发展模式的一次挑战，粗放的、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增长难以为继。在新的约束条件下如何平衡各种关系是一个有待研究、探索的重大课题，但似未引起应有的重视。这表明，主流的看法是将此次危机和衰退视为周期性的波动而不是结构性的振荡。

附属阅读：现代性视野下的中国求解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选择先经济后政治改革的政策，证明是正确的，它首先解决了人民基本生活的改善。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方式，也证明是成功的。但如果由此认为中国可以在一个集权政体下实现现代性转型，则是错误的。

在近30年，中国在一个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成功地启动和实施了从计划向市场体制的转轨，保持了近10％的年经济增长率。人民的福祉极大地改善，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这一进程中，也出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的弊端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前者如贫富、地区差距拉大，官商勾结、腐败滋生，道德失范、信用破坏，环境生态恶化、资源浪费等，后者主要表现为人的精神世界的孤独和异化、人际关系的紧张、人与自然的冲突等。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成为人类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对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却是一个难解的谜；中国在发展中显现的问题又使人们对中国所走的道路、选择的模式产生了怀疑和担忧。

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认为，以18世纪启蒙运动思想家倡导的自由、理性为核心价值观，以自由主义思想和现代民主政体、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工业体系、民族国家为代表的欧洲、北美的现代文明秩序，在全球具有普遍意义。以这个标准来判定，中国模式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必然诱发民众对自由、民主的诉求，这就需要一个对现代理念予以认同，对各种主张有较大包容性、对各种利益群体有较强协调能力的政体。这一政体的正当性就是现代民主制度。在经济发展、社会变革过程中，从传统的集权政体向现代民主政体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其转型的路径无非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或自下而上的解体。因此，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存在一个区别于欧洲、北美模式的所谓中国模式。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否能够持续、社会转型是否能够实现，取决于现代核心价值观的建立和政治体制的改革。

与主流观点对立的，是被称为“新左派”的思想主张。它们认为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或者说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惟一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的选择首先要基于本土的文化、历史传统，同时还受到不同历史时期外部环境、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的约束（比如在当代重复西方殖民地掠夺、侵略战争的方式是不可能的）。Joshua Cooper Rama所著《北京共识》是“新左派”观点的代表作。他们认为中国选择了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现代化模式，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它不仅适用于中国国情，而且可以避免西方现代化过程出现的种种弊端和病态。因而它不仅是“另类现代性”，而且表现出对“新的现代性”的追求。

在两种对立观点之间还有各种思想流派，其中有一定影响的有：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性的解构和批判；民族主义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霸权扼制中国发展的反抗和对西方现代化思想和制度的排斥；新儒家寻求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努力。

综上所述，对中国模式及其未来走向的认识，是一个未解的谜，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因此，通过研究、沟通加深理解，形成共识对中国和全球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此问题，我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自由是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具有普世的意义。中国自晚清开始的现代性转向，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原因（前者包括强大的封建传统思想和集权的制度、执政者为维系统治的利益驱动，后者包括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扼制），未能经历一次较为彻底的思想启蒙运动。自由和理性作为核心的价值观，在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现代性对中国来说就等同于民族独立、民富国强、现代化，这就是中国模式产生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背景。

我们把自由、理性作为普世的核心价值观，并不意味着完全认同西方主流派对这两个概念的认识和理解。首先，自由与秩序是不可分离的，两者互为依存、互为约束。没有秩序的自由不仅自身难以存在，也不是人类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其次，个人自由也要与集体（家庭、组织、社会、民族）、与大自然相和谐，因为人不可能独立于集体、大自然而存在。西方文明中更注重个人自由，东方文明则更注重社会秩序，以及人与集体、大自然的和谐。同理，理性与理想（信仰）、民主与法治、权利与义务、制衡与效率也是互为依存、互为约束，对上述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上，东西方也存在着差异。中国在建立现代性核心价值观时，应充分吸取传统文化的养分。

——西方建立的现代化模式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它也属于全人类。尽管它存在种种弊端和病态，但把它冠以资本主义的属性并将其妖魔化是愚昧、落后、思想僵化的表现。邓小平说：“计划和市场都是配置资源的方式，不能说计划是社会主义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可以搞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这句话为中国冲破意识形态束缚、走向市场经济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说西方现代文明秩序，包括它的政体是人类文明的成果，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可以采用？

当然，对西方政体的肯定，并不意味着这是惟一的模式，我赞同“另类现代性”或“多元现代性”“现代性本土化”的观点。政体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使民众能够最大限度地监督、约束执政者，以实现他们的诉求，保障他们的权益，这就是民主的含义。但是民众中不同群体、阶层的利益和诉求是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对立、冲突的，民众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也往往不一致，政府的角色就是依据法律和民主程序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平衡民众的短期和长期利益。因此，政体模式的制衡和效率也是互为依存、互为约束的，只能在两者中寻求平衡点。中国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矛盾凸显，需要一个比较强势的政府去协调、解决，在制衡和效率两者之间，应略侧重效率。当然，对目前集权政体的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是制衡。

——如果说在现代核心价值观、现代文明秩序两个问题上，中国与西方是普遍性基础上的特殊性差异，那么在路径选择上，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具备普遍性，中国只有另辟蹊径。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选择先经济后政治改革的政策，证明是正确的，它首先解决了人民基本生活的改善。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方式，也证明是成功的。但如果由此认为中国可以在一个集权政体下实现现代性转型，则是错误的。

我以为中国的政体改革应考虑四个问题：一是要有一次比较彻底的思想启蒙运动，以解除意识形态的束缚，真正建立起现代核心价值观；二是克服利益集团的干扰，政治领袖和社会精英应承担起推动民族现代性转型的重任；三是中国已形成二元结构，即内地贫穷、落后的9亿人与沿海有较高教育水平、有较高收入和国际联系的3亿多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诉求有较大差异，政体改革进程的推进要兼顾到这两个群体，进程过快会偏离9亿人的现实利益，过慢则会引发3亿人的不满；四是应充分吸取经济体制改革中“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循序渐进，由易到难，尽可能地避免大的动荡，力求实现软着陆。

哈贝马斯(J. Habermas)把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主张称为“现代性方案”，他认为这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西方形成的现代文明秩序是一个需要医治和修补的制度。对中国来说，现代性转型已跨越了三个世纪，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的“现代性方案”也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是一个需要对现代核心价值观、对未来模式和路径重新认识、定位的历史使命，是一个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不可逾越的现实问题，是一个可能对人类“现代性方案”做出贡献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