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藏富于国还是藏富于民

中国政府“不差钱”众所周知，但是唯有藏富于民——民富才能国强，国民生活无虞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藏富于民, 不仅仅是单纯的为民生计, 民富而国强是一条清晰的根本之路。扩大内需是一个伪命题，内需是一种长期分配格局等客观因素所决定的，而不是可以人为任意改变的，即便某些政策在短期内的确扩大了居民消费，但是如果这种扩大不是建立在藏富于民的基础上，那么这种扩大就一定是竭泽而渔，因此，扩大内需这个词不要再使用了，用保障内需吧，内需不是可以任意扩大的，它说到底是一个长期分配问题，只要做好了分配，就能保障内需。

保障内需应该定为长期的基本国策，它比什么都重要，而没有藏富于民、保障内需却能在长期中持续发展的国家世界上一个也没有！

藏富于民，是必然选择，更是强国之本。国强与民富，是一对矛盾，因为国强才有力量保卫国民的财富和安全，民富才能保证国家持续稳定发展；但另一方面，国强有可能占取了民众利益，而民富也有可能削弱国家权威。

可见，国强民富是对立统一的，只不过在遭遇金融危机之时，我们发现国强民不富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很不利。因此，从眼前看，通过调整发展战略，完善社会保障和法律保障，藏富于民，跳出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应是当务之急；从长远看，应探求国富民强两者之间的最佳结合点。

1.国富民穷

1.1 工资收入占GDP的比例问题

国家赚的太多，而用在提高人民工资水平的资金不见增长，这严重威胁社会稳定，成为中国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1998年，中国人收入占GDP的比重是53%，而到2005年，中国人收入占DGP的比重却下降到41%，而美国人收入所占美国DGP的比重是57%。我国劳动工资只占GDP的12%左右，市场经济成熟国家，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间，如日本1999年分配率为54.18%，美国2000年分配率为58.31%，德国2000年分配率为53.84%，英国2000年分配率为55.27%，巴西为40％。而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一直偏低，在12-16%之间徘徊，如果再加上工资额30%的福利，则在15-20%之间。国内省区之间比较北京以30％遥遥领先，（北京领先的原因在于国家机构的集中）而山东以7.68％，江苏以7.32％居最后两位。”即使纵向比较“工资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则下降到12％。而与工资占GDP的比重一路走低相对比的是：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是1.3万亿元，2004年上升到2.6万亿元。翻了一番。到2006年达到了3.9万亿元是2000年的3倍，而2006年的GDP仅是2000年的两倍，可见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一直大大快于GDP的增长速度，而工资增长则大大慢于GDP的增长速度。如果剔除公务员和国家垄断行业员工的工资增长，其他行业职业人员的工资增长幅度更低。广东十年来GDP增长了三倍，而外来打工人员的工资却连30％的增长都没有。

1.2　中国的税负水平一直说不清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说法是，2007年财政收入是5.13万亿元。不过，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给出了一组这样的数据：2007年政府税收是4.8万亿元，另有1.2万亿元的卖地收入，1.6万亿元的收费罚款，加上彩票收入、社保基金和烟草税等，总数大约是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7年有3.9万亿元财政收入没有报告全国人大，甚至财政部也不见得清楚这笔账。

美国《福布斯》杂志曾公布了2007全球税负痛苦指数，中国排在法国和比利时之后，列世界第三。财政部副部长王军辩解说，中国宏观税负并不高，只占GDP的18%，比发达国家低12个百分点。这怎么可能？算上预算外的3.9万亿元了吗？

看看2008年11月重庆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吧。在出租车行业的食物链中，重庆在出租车公司与出租司机之间，比其他地方还多出一层二级承包人。有测算：一辆出租车在一个月运营中共产生利益9346.33元，其中地方政府收下2807.33元，出租车公司拿走3812元，二级承包人扣下1450元，剩下的1376元是出租车司机的。出租车司机的税负如何？

并且，在致富路上，民众跑不过政府。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的数据证明：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间，GDP年均增长10.2%，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扣除通胀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纯收入年均增长6.2%。12年间，政府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增加1.6倍，农民增加1.2倍。只有国家的财政税收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而城镇居民，特别是农民，这两个群体的增长速度要慢很多。

2008年8月14日，财政部发布了一份对上半年税收增长的结构分析，认为税收继续快速增长并不是国家从制度上加重税负的结果。上半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31425.75亿元，同比增长33.5%，增收7890.94亿元，同期GDP按照可比价格增长10.4%。

1.3 各国政府在教育，医疗，住房的投入占GDP的比例　

而靠工资生活的老百姓毕竟占中国劳动力的大多数。

老百姓低工资低收入所负担却是新的三座大山——住房、教育、医疗。以2007年为例，巴西政府的教育投入占GDP的5.4%，中国才3%。在其他公共福利上，巴西花在医疗卫生一项上的公共支出就是GDP的10.4%，而中国政府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失业救济这几项开支加在一起才占GDP的2.4%。通过国有土地、国有资源、国有企业等，政府拥有的资产性财富相当于社会总财富的近四分之三。虽然这些国有财产是“全民所有”，而且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增值很多，但是，没有老百姓能分享到国有资产升值、国企利润的好处。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工资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而工资收入的增速又低于GDP的增速。中国民间消费太少，原因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钱太少，政府钱太多，国富民穷；第二，政府开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监督和制约，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三件结构性改革，一是民主制度改革，二是减税、退税；三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做民有化改革。

1.4 藏富于民OR投资拉动？

财政收入与经济发展不是孤立的个体，经济学上著名的拉弗曲线表明，税负水平对经济发展影响重大。据估算，我国目前税费总负担占GDP比重已达25.1％，这在1996年仅为10.2%。如果再加上政府预算外收入，保守估计也有30％左右。政府征税应有“度”，作为国家财政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税收，从经济增量中拿走了太多，这正是今天居民消费不足、民间投资乏力的重要原因。

只有民富才能国强。在经济危机背景下，过多的财富集中在政府手中，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更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美国前财长约翰.斯诺认为，低税率有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刺激经济的全面增长。“通过减税促进经济发展，这在美国屡试不爽。”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盛世，也都是“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结果。汉朝时期的“文景之治”是如此，唐朝时期的“贞观之治”亦如此，号称中国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也是在“鼓励垦荒、薄赋轻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一直以来，通过“加强增收”来扩张财源，再通过大项目投资来拉动GDP增长，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不二法门。然而，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往往“只长骨头不长肉，只富官商不富民”。不仅投资在大项目的运作中会发生效率损失，产生决策失误，更容易滋生腐败。藏富于民，让每一个社会个体都成为财富的主人，这才是实现扩大内需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道。事实上，也只有从藏富于国走向藏富于民，百姓才有消费的热情，公民才有创新的积极性，国家也才能最终长治久安。

然而，不管从历史，还是从跨国比较的角度看，今天中国民间消费都是很低的。在建国初期的1951年，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8%，政府消费是GDP的16.5%；而今天民间消费只是GDP的37.5%，政府消费是GDP的28%。

这说明过去几十年的制度安排，把收入和财富逐步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里，让民间变得更穷，而且支撑这种转移的制度还没有改变。其次，跟其他国家比，今天韩国和日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与55%，巴西民间消费占59.9%，印度为55%，美国最高，民间消费是GDP的71%。

中国民间消费太少，原因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钱太少，政府钱太多，国富民穷；第二，政府开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监督和制约.

2.国进民退VS国退民进

2.1 光芒四射的国企

对于国有企业的效率和创造利润的能力，经济学早有定论：国有企业不可能有效率，不可能具备内在的利润创造能力。为什么？中外经济学家已经提出过诸多理论，比如激励约束理论，预算软约束理论。

然而在中国，国家通过行政组合，剥离坏资产、注入国家外汇储备基金和经济资源、上市发债等有效措施，对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和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些国有大企业，主要是金融、能源、军工、交通运输、通讯、钢铁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实行国家政策性倾斜，一个个都发福了，资产和现金流十分充裕，发展优势十分明显。从2006年，国有企业（上缴税收1.2万亿元，企业利润则达到1.1万亿元）

却真正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中流砥柱’。

但是，我们的国企为什么光芒四射？我们国企的老总们为什么能够悠哉游哉地拿着高于平均工资几十倍的年薪？简单而言，这些国企正好赶上了一个通货膨胀型繁荣期。在过去几年，资产价格上涨，投资旺盛，就是典型的通货膨胀所促成的繁荣。在这一繁荣周期中，能源、投资品等的价格最早开始上涨，上涨时间最长，上涨幅度也最大。而大量国企恰恰集中于这些领域，因而它们的利润出现了大幅度增加。

举例来说，在这一轮能源价格上涨周期中，任何人，只要能够数得清钱，随便开一家石油公司，或者掌控一些相关的大宗产品，甚至立马上几条紧缺产品的生产线（美其名曰，填补国内空白）继而部分操控市场价格，都可以在这个通货膨胀繁荣期挣得盆满钵满。但是，不是谁都能开办石油公司，政府的法律和政策维护着几家国有石油公司的垄断地位，立马上几条紧缺物资的生产线也不是任何有眼光的民营企业家能够做到的事情，4年前我们还在为鹰联，吉祥等4家民营航空公司的飞机启航而欢欣鼓舞，看看今天他们的惨状就是最好的说明。

不少几年前还在破产边沿煎熬的国企这几年的‘产值’一夜之间增加了不少，销售收入也有了“跨越式”的增长，利润也有了长足的进展，真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片生机勃勃的空前繁荣景象，国企老总们也随之沾光，捞得个腰圆膘肥。尽管如此，但是，严肃的经济学家不会相信，这是严格意义上的利润，这不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效率和创造力。

这些人工合成的国企体质如何？一位经济学者指出，市值超过加拿大皇家银行和德意志银行的招商银行，2006年净利润却仅相当于德意志银行净利润的12%，相当于加拿大皇家银行净利润的22%。再看看我们身边的实例吧！

不仅在实体经济上国企光芒四射，国企老总成为在仰望的对象，看看股市吧。有评论说：回顾中国资本市场走过的路，我们看到一个令人不安的现状，即新股发行市场正逐渐发展成由央企及一些地方大型国企一统天下，民营企业及其他类型企业上市基本被排除在外。这种格局如果长期存在，央企与其他企业不可能在市场上展开有效竞争，央企就不能感受到上市公司应该受到的压力，所谓公司治理的建立就容易走过场。

话语权过度集中于体量庞大的央企，容易造成市场结构失衡，造成二级市场大起大落，央企能够集中各种社会资源为己所用，将发行价定得过高，给市场造成错觉，严重损害了市场交易的公正公平，对中小散户造成很大伤害。

自由经济的一条根本规律就是“暴利总是不长久的”，垄断，壁垒，权夺，官商勾结拟或其它种~非公平公正的手段都是与自由经济背道而驰的，所制造的虚假繁荣也总是短命的。

2.2 民营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占中国企业总数的99％，它们使用20％的金融资源，却创造了60％的GDP，75％的城镇就业，60％的出口，贡献了60％的税收。这些数据说明，每一单位投入，中小企业创造的就业是大型企业的8倍至10倍，创造的GDP是大型企业的4~6倍。因为中小企业是中国城镇劳动力就业的主力，雇佣了中国75％的城镇劳动力，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小企业裁员10％，中国就会新增加3千万失业人口。

在30年的改革过程中，大型国企大部分时间都在忙于“扭亏为盈”，“下岗分流”，“解决历史包袱”。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高速增长，同时解决了就业与社会问题，靠的主要是中小企业。可惜的是，这些年来，中小企业的困境非但未有缓解，反有加重的趋势。

比如在劳动立法方面，政策制定者没有看到中小企业解决了75％的就业问题，而把中小企业看作劳资关系紧张的源泉。在税赋方面，中小企业的负担没有减轻，反而是在不断加重。在金融政策方面，中小企业常常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牺牲品。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历来都是困难的，一旦宏观调控，这个板子又是首当其冲地落到中小企业的身上。国际金融危机，实体经济急转直下，这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外向型中小企业，无疑是雪上加霜。在我们列举的中小企业四大困难中，三条都有政府政策的因素。中小企业企业大批倒闭，更多劳动力失去收入，长此以往，全社会的消费能力将进一步下降。

非常不幸的是，中小企业却受到了与它们的贡献完全不匹配的待遇。它们成为了地方政府的钱袋子，成为了腐败官员的私人银行，在政策上受到歧视，在资源分配上被边缘化。

2.3 将私有化进行到底？

现在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减少，内需不足问题尤为突出。中国经济从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已经迫在眉睫，刺激内需，刺激消费，藏富于民，还富于民俨然已经成为许多‘大家’的呼声。根据一些研究机构前几年做的估算，到2006年年底，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在50万亿元左右，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所有国有企业账面资产加在一起是29万亿元。把国有土地和国有企业资产的财富加起来，国有资产的价值约79万亿元人民币。而民间到 2005年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金融资产总值是21万亿元。这意味着，国有资产是城镇居民金融财富的三倍多。

中国目前的国有制实际上是官权所有，国有制成为少数人控制社会资源、进行权钱交易、瓜分国有资产的借口。在这种体制下，人民名义是所有者，实际上根本无法行使所有者的权利，既没有对国有资产的使用、管理和分配的发言权和监督权，也无法从国有资产的增值中获利。

这种体制只会滋生贪污腐败，官商勾结，造成分配不公，拉大贫富悬殊，践踏社会公信，破坏社会稳定和谐，甚至导致社会动乱。

因之，在国进民退，国企一派繁荣的背景下，随着沿海民营企业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纷纷倒下（农民工问题已经被全国总工会提高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将私有化进行到底？”的呼声却愈演愈烈。其势头大~超过前几年搞国企MBO的前奏。

1992至1994年间，俄罗斯最初的私有化是政府给每个公民分发面额1万卢布的私有化券，凭证可购买企业股票或入股投资基金，也可有偿转让或出卖，数以千百万计的俄罗斯人成为了股民。其结果却是大量国有企业以极低的价格落到了私人手中，由此产生了一些财富寡头。俄罗斯的这个前车之鉴却令人不寒而栗。

国退民进与国进民退孰对孰错？这已经不仅仅是专家学者辩论的话题了。从东莞发红包，4万亿刺激计划开始，直到今天中央政府允许地方债的发行，国退民进PK国进民退这场大戏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正在中国各个领域活生生地上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