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求教努力减少局限性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英文名为《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作者是以色列人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iri），1976年生，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历史系教授，本书让他一举成名，成为以色列超级畅销书，目前这本书已授20多个国家版权，在历史学之外，人类学、生态学、宗教学、基因学等领域的知识信手拈来，形成一种独特的史观学说。

作者的笔锋犀利流畅又吸引人，他发出提问：十万年前，地球上至少有六个人种，但为何今天只剩下我们这一种(智人)?十万年前智人(homosapiens)只是非洲角落的一个毫不起眼的族群，为何这个物种最终成为地球生物的主宰?文化、金钱和宗教从何而来？又为何会产生?人类创建的历史上的帝国为何一个个衰亡复又兴起？少数人凭借什么竟能统治远比自己庞大的族群?为何一神教成为最广为接受的宗教?科学和资本主义又是如何成为现代最重要的信条?我们真的了解自己吗?现代化为何未能让我们过得更快乐?

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将人类历史分为三次认知革命，一次源于7万年前智人首次有了语言、文化，能够绘画并虚构故事，一次源于约1万年前的农业革命，再一次源于500年前的科学革命（而不是绝大多数历史学者认为的工业革命），认为其最大特点是承认人类的无知并不懈探索自然。但问题是中国和阿拉伯曾经拥有比西欧更高的科技文化水平，为何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最终发生在西欧而不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其实是科技产业革命即熊比特据称创造业毁灭，科技形成了产业而不仅仅是科技，是一种产业革命。

但作者在书中还是留下了诸多惊心动魄的名言，让人回味并启迪人们思考：

金钱是有史以来最普遍也是最有效的互信系统。

一切苦难并非来自噩运、社会不公或是神祇的任性，而是出于每个人自己心中的思想模式。

鸟类会飞就是因为它们有翅膀，可不是因为有什么“飞的权利”。

历史从无正义。

历史的铁则就是：事后看来无可避免的事，在当时看来总是毫不明显。

就算是在宗教上水火不容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也可以在金钱制度上达成同样的信仰。原因就在于宗教信仰的重点是自己相信，但金钱信仰的重点是“别人相信”。

人类语言真正最独特的功能，在于能够传达关于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信息。

历史只告诉了我们极少数的人在做什么，而其他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不停挑水耕田。

历史在人类创造神的时候开始，在人类成为神的时候终结。

痛苦来自欲望；要从痛苦中解脱，就要放下欲望；而要放下欲望，就必须训练心智，体验事物的本质。

只要有可能发生的事，就是自然。

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要知道未来，而是要拓展视野，要了解现在的种种绝非自然，也并非无可避免。未来的可能性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身为人类，我们不可能脱离想象所建构出的秩序。每一次我们以为自己打破了监狱的高墙、迈向自由的前方，其实只是到了另一间更大的监狱，把活动范围稍稍加以扩大。

尤瓦尔•赫拉利独出心裁将常人命名为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历史巨变，改称科学革命，认定在这之前的人们信仰全知全能的上帝与超人，在这革命之前是农业革命，再之前呢？大约7万年前智人开始创造出更复杂的结构，称之为文化，文化发展就成为历史学，7万年前的认知革命让历史启动，大约12000年前农业革命让历史加速发展，而到了不到500年前，科学革命（Scietifical Revolution)让历史画下句点而另创新局。他指出，事实就是所有的动物只有智人能够进行贸易，而贸易网络都明显以虚构故事为基础，没有信任就不可能有贸易，而要相信陌生人又是件很难的事，于是借助共同的神明、传说中的祖先或图腾动物建立信任，也就是虚构故事。作者对历史进步与正义抱有深重的怀疑，他指出，农业革命后农民的工作要比采集者更辛苦而且到头来的饮食还要更糟糕，农业革命可能是史上最大的骗局，农民还常常得死守田地，双方拼得你死我活。人类暴行造成15%的总死亡率，而在男性之间是25%。而让更多的人都以更糟的状况活下去。革命就是一种陷阱。而文艺复兴、工业革命造就的三次世界范围（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与公元1756年至1763年的七年战争）的战争造成的损失更是耸人听闻。他还指出，大多数人类合作网络最后都成了压迫和剥削。帝国都只是由想象所构建的秩序，他们都相信着共同的虚构神话故事。

而作者对文字的出现并未当成革命是一大遗憾。远古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500年发明了一套系统可以在人脑之外依存和处理信息，社会秩序不再受限于人脑的处理能力而开始走向城市、王国、帝国与书写文字。他认为史上第一个记下的够名称或名字是属于一个会计师而不是什么先知、诗人、或是伟大的征服者。作者还风趣比喻了3种统治人的思想：征服者追求全球是一大帝国，商人认定所有的人都是潜在的客户，而宗教先知认为全球就应该只有一个真理，所有的人都是潜在的信徒。金钱制度有两大原则：万物可换、万众相信。而历史上的中国人认为天朝应该泽被四方，教化万民。古罗马人声称自己征服统治谈话蛮族理所当然，因为他们让野蛮人开始有了和平、正义，生命更为高雅，用法律驯化了他们，用哲学让他们思想进步。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孔雀王朝也认为自己必须负起责任将佛法传播到无知的世界。大英帝国也是号称传播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这两大福音，美国人则认为必须负有道义责任让第三世界国家同样享有民主和人权，就算这得靠巡航导弹和F-16战机也是在所不惜。由此作者认定历史从无正义，“自己常常就是跟着坏人走路。”

作者认为，现代科学与先前的知识体系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再也没有什么概念、想法或理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似乎是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赞赏，但随后作者又指出，有神论的宗教重点在神的崇拜，至于人文主义宗教，重点就是对人的崇拜。作者认为欧洲人胜出的是他们无与伦比而又贪得无厌、不断希望探索和征服的野心，而不是通常认为的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

作者认为，在新的资本主义教条里，最神圣的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生产的利润，必须再投资于提高产量。没人喜欢缴税，但人人都乐于投资。西欧发展出一套复杂的金融系统，可以在极短时间内筹借大笔信贷资金。作者还认定这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完全不受政治影响的市场，毕竟经济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信任，而信任这种东西总是得面对种种的坑蒙拐骗，光靠市场本身，并无法避免欺诈、盗窃和暴力的行动。他还指出市场创造奴隶。独裁国家不愿保障个人和其财产，于是资本也就一点一滴离开，流向那些愿意遵守法制、保障私有财产的国家。

作者认为，工业革命的核心，其实就是能源救困扶危的革命，我们能使用的能源其实无穷无尽，唯一的限制中在于我们的无知。每隔几十年我们就能找到新的能源来源，所以人类能用的能源总量其实在不断增加。

作者认为，消费主义、大众心理学不断说服大众“放纵对你有益，机电节俭是自我压抑。美国每年为了节食所花的钱，已经足以养活其他地方所有下在挨饿的人。我们对生活所赋予的任何意义其实都只是错觉。

作者最后认为，智人的末日可能来自三种方式，一是生物工程、二是仿生工程，三是无机生命工程，他认为这追根究底还是回到了对长生不死的追求。而这一追求最终可能导致智人的灭亡。

最后应当指出，作者对近代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导致的巨变，归功于人类（欧洲人最早）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应当有质疑。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曾提出两个生要思想，一是自知自己之无知，二是知识即美德，人一方面要认训到自己知识的有限性，另一方面要更加努力求知，扩展知识，这对人是一种美德。古希腊哲学即有独断论与怀疑论的争辩，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庄子即发出“吾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的感叹，中国古代也有学贵有疑的思想，而上述思想萌芽远远早于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现代读者应当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与现代人的局限性，更多地学习并向专业人士虚心求知求教，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