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与中国气候战略

2009年9月2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这是联合国历史上就气候变化问题举行的最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在这次峰会上，发达国家一方面希望利用“2度目标”，“全球2050年减排50%”，“发展中国家减排”等推卸自身减排责任，分化发展中国家，让所谓“新兴发展中国家”承担跟发达国家相似的减排义务，另一方面希望尽快形成全球碳关税、排放总量控制和碳贸易体系。
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将会按照“巴厘岛路线图”提及的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缔约方都要有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来进行激烈的交锋。这种激烈的交锋表面层次是如何分配碳排放空间；更深层次的问题涉及到各国竞争能源创新和未来发展空间，进而影响长期国际能源环境格局变化。因此我们需要从能源和气候变化相互关联的角度观察这次峰会。
众所周知，能源和气候问题密切相关，气候变化问题的诱因是碳排放，而碳排放又是能源问题，所以气候变化的实质是能源问题。能源问题的解决是防止全球气候变化的核心，气候变化引发的低碳和新能源革命正塑造全球能源体系的未来，以清洁能源为核心的低碳经济革命将继信息技术革命之后成为人类经济社会的标志和引擎，世界各国都在抢夺制高点。如美国奥巴马政府实施绿色新政把气候变化和美国能源独立性联系起来，强调新能源和低碳经济对于美国未来经济竞争力和国际地位的重大影响。因此，能源和气候变化需要实现协同发展，才能有效解决当前国际社会和国内发展中面临的复杂矛盾。
在这次联合国峰会上，胡锦涛主席提出了显著降低碳强度和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主张，即“一是加强节能、提高能效工作，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二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该言论受到了与会代表和国际媒体的一致赞誉。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低碳经济革命过程中，中国政府将践行能源气候的协同战略，把节能减排和碳强度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通过调整能源和产业经济结构，实现低碳经济和绿色发展。
胡锦涛主席讲话与我国在气候变化领域所承担的内外压力背景密切相关，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特征决定了生态环境脆弱，易受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因此面临比发达国家更为严峻的挑战。目前，我国温室气体排放的现状是，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增速快，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高。特别由于90年代以来中国大规模工业化进程和后京都谈判进程同步，因此我国承受着更大的压力。
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高碳和高排放产业转移，发达国家把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和服务转移到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普遍处于能源密集型工业化极端，这个特殊时期给这些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带来了相当的压力。
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认为2000年到2030年，来源于能源使用的碳排放量将增加45%至110%，而其中2/3或者3/4的增长量来自发展中国家，而这种趋势在2020年之前不会转变。因此，在后京都谈判进程中，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由于能源利用效率不高、排放额增长迅猛，必将导致承受的外部减排压力胜于以往。
面对当前气候变化和低碳能源双重挑战，胡锦涛主席在全球气候变化峰会上强调，“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不断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
胡主席的讲话反映了两个方面：一是，中国要通过推进技术进步，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目前我国的总体能源利用效率为33％左右，比发达国家低约10个百分点。二是要重视发展低碳经济和可再生能源，并稳步发展清洁能源国际合作。
目前，中国已经通过立法，将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列为能源发展的优先领域，并制定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2009年4月，国家发改委启动了拟定“新能源发展规划”的项目，它将是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扩大内需，拉动投资，增加就业，应对气候变化，调整能源结构，推动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并抢占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提升中国能源的国际竞争力的新能源综合文件。
根据胡锦涛主席讲话的思路，未来中国在战略层面上将深入改变过分重视能源安全、相对忽略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政策取向，将气候安全和生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与长期发展战略的框架中，将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国家战略框架使其进入气候能源战略架构管理时代。
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所中国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情景分析（IPAC）模型组的研究结论，在战略层面上规制能源与气候可持续发展，将通过低碳社会发展目标实现多种社会发展目标的和谐共进，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社会千年发展目标”、“中国国家经济发展三步走总体目标”、“中国构建科技创新强国目标”等国家战略发展的一致性。
考虑到全球低碳未来和低碳核心技术的勃兴将在世界范围内提升能源产业及其装备制造业的战略地位，中国既面临着空前的竞争压力，又存在跨越式发展的机遇。在这过程中要积极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和管理机制建设，为中国低碳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把政策激励和企业自身发展动力结合起来，使中国企业自身最终形成低碳技术发展模式并掌握低碳核心技术。
另一方面，胡锦涛强调“实现互利共赢是目标，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既是发达国家应尽的责任，也符合发达国家长远利益。”中国正在利用全球气候变化和低碳能源双重热潮的背景，大力推动中国和发达国家建立清洁伙伴关系，为中国能源多元化、清洁化和安全化注入了新的活力，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开发利用清洁能源、保护全球气候方面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并根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等要求在能源技术和资金等方面对中国提供支持。
鉴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方向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进程的影响日益关键，在欧盟和美国受到金融危机冲击而开始推广全球低碳经济的情况下，中国可以利用这个历史机遇，获得新能源和低碳技术，不仅要通过新的与气候相关的国际合作机制，引进、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更重要的是，通过参与制定国际气候能源的标准和规则，使我国重点行业和企业灵活利用国际标准和规则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此外，中国也会通过加强与美、欧、日气候合作，以此增加谈判筹码，营造各方借重于我的有利态势。欧盟是减排谈判的积极推动者，中国和欧盟通过CDM机制为建立气候变化互信奠定了基础。
就中美而言两国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又都没有实质性参与碳减排。波恩会议上美国的首席谈判代表说，美国将只认同在“政治上和技术上可以实现的”的减排，而中国一直坚持其发展中国家身份不参与实质性减排，这些共同点将促成中美开展务实的低碳技术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