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和技术：挡箭牌还是救命稻草？

为期两周的曼谷缔约方会议10月9日落幕，但在发达国家承诺减排目标和资金支持方面，依然没有大的进展，主要谈判方仍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

中国在之前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表示，将在2020年前大幅度降低碳排放强度，首次明确提出要把经济增长与其环境污染和碳排放增长相脱钩的承诺。然而牺牲国家的发展权，让人均收入排在105位的中国和排名前10位的发达国家一起承担减排义务，是不公平也不现实的。

我国在气候博弈中强调发展权，以此增加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协同力量，应对越来越无法承受的国际减排压力。然而，无论是从多边协同减排的角度承担“负责任的大国”责任，还是双边层面的大国能源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和较量，亦或全球NGOs拯救地球的伦理道义，中国未来承担减排义务已成必然。

既然绝对的发展权无法说服发达国家，那么以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下促进发展与减缓并行的模式成为合乎逻辑的策略选择，也成为中国驳斥发达国家要求中国实质减排的挡箭牌。毕竟发达国家已经享受了任意排放后的工业化成就，其历史责任不容回避，在现有协同减排体制下，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也是杯水车薪。然而，在年底的哥本哈根大会上，中国打出的资金技术牌能否成为中国在2020年以前不参与实质性减排的救命稻草呢？

事实上，要求发达国家提供可与监督的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根本不现实，这一策略只能短时间内起到挡箭牌的作用，绝不是中国参与减排和低碳经济转型的救命稻草。

首先，金融危机削弱了各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的能力，而且西方发达国家的财政支付方式必须经过预算并法律约束，无法简单实现财政拨付。其次，技术敏感性也使得尚未建立战略互信的各国无法简单地通过市场来完成转移。第三，中国已经积累的巨大外储且总体经济实力渐强。由于目前中国财政的负债比率仍在安全警戒线之内，因此在节能减排的投入和相关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上，中国的资金相对较为充裕。第四，中国在某些领域已经具备了国际领先的技术水平，例如在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技术（IGCC）的前端煤气化部分，中国的技术世界一流，并已得到实际运用。

因此，单纯的强调资金和技术将被各国视为中国推卸责任的自说自话，而中国的策略则必须重视务实合作，采用的博弈砝码必须能够触动谈判的天平向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

以资金和技术为博弈砝码，争取我国参与国际协同减排的话语权，必须通过细化规则后提出切合实际的主张为蓝本，才能争取最广大的支持，避免矛盾不可调和的国际僵局出现。当前，我国应积极推动建立适当的机制，对发展中国家国内适当减缓行动和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进行匹配，促进发达国家通过公约下有关资金和技术转让机制提供“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支持。

具体的规则设计应包括：一，推动建立公约下新的基金机制，避免简单以GDP的比例进行不切实际的量化；二，在公约缔约方会议下设立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附属机构，促进“环境友好型”技术的供应和需求在一个公共的平台上得到计量和应用；三，建立相应的监督和评估机制，引入第三方认证制度，核查资金和技术的需求和提供情况，提高资金和技术的应用效率；四，尽快达成市场经济共识，在政府层面积极推动充分利用市场在企业间进行的资金和技术流动机制，排除发达国家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行政干预；五，在现有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框架下，基于国际协同减排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为资金和技术的转移条件达成合理并重视公平的妥协。

只有在上述规则层面提出建设性主张，我国才能在参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中提出资金和技术的要价，并得到发达国家的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