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朝日新闻》的舆论调查显示,在日本公众中,支持前首相小泉提出的“零核电”主张比例达到60%,反对者只有25%。自“3·11”大地震以来,“去核电”问题就一直是日本国内争论的焦点。安倍政府上台之后,却竭力回避对此明确表态,并间歇性地游走于“去核电”的边缘。终于,这种狡猾的“暧昧”招来前首相及党首小泉纯一郎为代表的反对派的强硬批判,同时也引发自民党内部的意见斗争。
透过现象看本质,“去核电”问题从不同角度折射出日本政治、经济、社会的种种嬗变。
首先,福岛核电站事故引发日本社会重新思考能源安全的定义。“3·11”大地震之后,日本国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核运动,一则痛斥福岛核电站事故所造成的惨痛教训,二来反思日本错误的核技术开发及应用战略。焦点迅速汇聚至“去核电”问题上,即尽快废除日本国内所有的核发电设施,广受日本社会各阶层的热情追捧。受其影响,日本国内的所有核电站也略带被迫地相继转入停运状态,“去核电”逐步由重要理念转变为客观事实。
其次,“去核电”因势利导地成为政治博弈的焦点。最为直观的就是,2012年12月结束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无论是自民党、民主党等大党派,还是日本维新会等中小党派,分别就“去核电”问题发表风格迥异的观点,以博取民众的支持。吊诡的是,日本政坛就“去核电”这一重要问题的分歧,并没有集中发生在废除境内所有核电站的终极目标上,而是体现在了实现目标的路径及时间的差异上,从而有力地验证了“去核电”在日本社会的认知度与接受度。自民党夺回执政权之后,其内部也就这一问题出现了明显的意见分歧。实际上,首相安倍晋三、官房长官菅义伟等内阁重臣以及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高市早苗等组成了 “去核电”的反对派,他们希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继续利用核电。与其相对,自民党前党首、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对安倍政府的这一立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其子现任内阁复兴政务官的小泉进次郎是自民党内 “去核电”支持派的代表之一。因此,不难设想,未来在自民党内部就“去核电”议题势必会有一番激烈的政治博弈。
再者,与政界各执己见的情况不同,日本经济界普遍反对“去核电”,认为此举会造成生产成本骤增,有损日本制造业的竞争力。2013年6月,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米仓弘昌等视察福岛第一核电站,并明确表态“有必要重启核电站”。受其鼓舞,与“去核电”紧密相关的日本九大电力公司(除冲绳电力公司),更是在股东大会上直接否决了要求“去核电”的股东提案。而这样的做法,显然与日本民众的主流意见不符。
尽管如此,借着“去核电”的重要机遇,日本还是加速了新能源安全观的建构步伐,并意图加强可再生能源的国内自给能力,以提升日本能源安全的自控力与保险(放心保)系数。比如,2012年10月,日本公开宣布在秋田县鲇川油气田开采页岩气,标志着日本迈出页岩气自主开发、生产的第一步。此外,日本也启动了独立开采海底可燃冰的尝试。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日本的这种努力短期内只能换取微乎其微的效果,即自给的能源总量占消耗能源的比重依然甚小。实际上,日本也充分认识到这一客观存在的短板,因此,在加强能源自我供给的基础上,也强化了能源进口的多元化渠道。目前,日本已经争取到加拿大在对日出口页岩气问题上的积极表态,后者亦希望成为稳定的对日能源供应国。此外,日本企业已进入美国、加拿大等页岩气储量丰富的国家进行投资,正在积极谋划下一步的开采及对日出口事宜。
综上所述,在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去核电”理念的遽然迸出,其重要的影响之一就是日本整个社会的关注焦点突然间、甚或是长期地转向一种更为严格的、零风险化的新能源安全观。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博士,艾伯特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