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能源何去何从？

2月20日，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即将发布一份最新研究报告，题为《中国的未来电力：2050中国可再生能源最大发展潜力评估》，在该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2050年中国能源利用的一个预测，如报告题目所言，这是一个围绕可再生能源利用最大潜力的预测，结论非常惊人，据报告内容，作者认为，到2050年，仅可再生能源就可以实现电力发电量的82%，而早在2040年，作为最脏的能源，煤炭就将彻底退出电力发电的舞台。

究竟如何理解这个结论，有媒体记者打电话询问，笔者个人觉得，首先这个结论过于乐观，不论WWF出于怎样的用意完成并发布该报告，但在中国远景目标中，如此抬高可再生能源的地位，并大力贬低煤炭作用的结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充其量，这只能是一种基于“理想状态”的估计而已。

其次，这个研究报告的缺陷在于，过多地依赖于模型研究的方法，虽然它在表面上多次强调是在“ProvedTechnology”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的，所谓“Proved Technology”，笔者的理解就是“现存的技术”，但从本质上来看，整个研究走的是“技术决定”的路线。因为，即便是仅仅参照“现存的技术”，并没有高估技术进步的潜力，但所有的现存技术仍然是一个较大的口径，从最落后和高能耗的技术一直到最领先的绿色能效和可再生能源技术，都是在现存的技术范围内，如此一来，假如研究参照的都是靠近后者的技术水平，那么，其结论显然是有违客观性的。事实上，能源发展的路径绝不可能是“技术依赖”，必须结合更多的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的条件具体分析，好的技术未必就会有其适用的环境，而不好的技术也未必就不受欢迎。

再次，研究报告屡次提及政府的决策，认为只要政府能源政策按照节能和能效的方向前进，就可以实现预期结论和目标。这一点恰恰表明，国外的研究者或研究团队未必能够从文化等非理性层面理解中国政府决策的内在逻辑，他们往往只看到政府主导下的强政府的表象，却低估了能源相关利益主体、利益集团等等方面在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尤其是低估了中国政府领导人在确定能源和环境治理体系中如何最大程度满足民意和民生需求的主动性。在制度粘性和路径依赖的作用下，我们的能源发展及政策只能是缓步前行，而不可能做到跳跃式的发展。这一点也在近期国务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的一份广为流传的能源报告中得到体现。我们的能源战略特征只能是“渐进”，而不可能是“激进”，就此而言，是无法实现WWF报告的基本结论的。

最后，即便在经济层面上，WWF的报告也有所偏误，譬如，它在估计各种能源发展路径的成本时，虽然强调是忽略煤炭等传统能源的环境成本，但其实也正是其致命所在，难道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利用就没有环境成本了吗？这个环境成本他们无法估计。其次，报告还忽略了煤炭等传统能源的非经济收益，包括实现国家能源安全，维护市场能源供应等，在这些领域，基于煤炭的能源自主给我们带了很多外溢的好处，科学的研究又如何能避开这么重要的一点呢？

总体上，在我国能源发展何去何从的问题上，目前正处于一个转折期，也是各种观点相互争论的阶段，不过，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我们不能受国外机构的左右，应该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集思广益，进行合理论证，从而推进合理的决策。

（李志青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 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