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新生：中国的能源战略为什么如此糟糕？

中国的能源战略，在内部始于石油部、化工部转制之后，特别是二十至二十一世纪之交；在外部，则是21世纪初中国实施走出去过程。可以说，直到如今，中国高层仍没有形成真正的能源战略，所以，国家能源委的成立，一直没有出台像样的内外能源大政方针。

假如以为能源战略仅仅依靠成立个能源机构就行，那肯定是大错特错了。与所有的经济领域的市场安全或产业安全一样，能源战略既无安全、也无竞争力。中国是一个能源生产国，但能源战略和布局在世界上糟糕之无出其右。

一、行政垄断导致对国有垄断企业的过度依赖

从中石油、中石化南北分居之始，国家为两大石油公司行政划定了势力范围，中海油则“自然垄断”，专注于海上。由于中海油不涉及陆地，所以，人们俗称“两桶油”。其实，中海油到底有多少成绩，同样也乏善可陈。

“两桶油”怨声鼎沸，国家却一再退让。囿于所谓专业领域，发改委、商务部等每每出台石油政策，几近由两桶油提出初稿，然后假以发改委或商务部之行政部门的名义发布。而在国务院高层，但凡有石油及能源背景的领导，出于自身势力或熟悉的范围，同样倾向于向“两桶油”一味放纵容让，这使得任何对国有能源公司的决策，都越发有利于国有能源公司，而不利于市场化整体改革大局利益。反观能源体制改革，除了腐败、还是腐败。特别是中石油、中石化违背常识而蒙蔽老百姓，比如炼化赔钱等等，更是激发民愤。而有关市场化改革，每一次，均以内部腐败或孽生特权利益阶层而贯穿。直到最近所谓的混合所有制实践，如果仔细盘查，自有此类痕迹或发现。

中国的能源战略，仍然停留在玉门油田、大庆油田阶段，之后一直摇摆或受制于特权利益，以投机或临时性的措施为主，真正将中国置放于全球能源战略安全或竞争力格局的国家能源战略，迟迟没有形成。一任两大石油公司及其决策层的代理人而胁迫，市场化改革除了权贵分肥而无任何建树。

这不能不说是行政机构并转之后，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恶果。假如从体制上从能源领域深挖，腐败会导致中国能源战线全线崩溃，当不是危言耸听。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在能源资源权益分享体制完成之后进行

作为最早提出混合所有制的笔者，深知混合所有制会带来什么、以及什么才是混合所有制的应有之义。混合所有制的提出，最早源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基金制度的结构性应用，之后在二十一世纪初能源对外合作时，规避政策风险的策略性应用。

而从目前对混合所有制的引导，则是延续了股份制改革的路径，而股份制在其过程，为中国市场化带来过什么，绝大部分工人阶层被强迫买断工龄，企业被企业负责人及其特权阶层而贱卖过程中饱私囊，这本是非常需要进行改革反思的地方，现在则不了了之成为悬疑。

能源作为特殊的领域，经营的是全民资源，在资源成为资产过程成为国有资产。由于“全民”主体缺位，资源作价则任由运营主体自说自话。真正的“全民”及老百姓，并不知道自己的土地及地下的资源值多少钱，并应该从中获取相应的权益。所以，中石油、中石化等于无偿地得到了全民及全国老百姓的公共资源，并从中谋取暴利，政府部门在这一过程征取巨额税利，得到临时性的年度账上“政绩”数据，而根本不会去想什么能源战略，比如若干年之后，中国会是多么不堪的“家底”。

因此，任何不从全民资源权益方面，进行受益人体制改革的所谓混合所有制，都是特权分肥并伴生腐败；任何不公开生产成本、销售差价的垄断行为，都是无赖和流氓。

三、国有能源公司在国际能源合作领域毫无竞争力

中石油、中石化在国际能源合作中，承担的角色代表国家的利益。而这一角色，导致中国能源公司对其他国家合作过程，往往被担忧国家战略安全之虞而能源国家排斥。因此，中国的能源合作，不是付出同等数倍的代价，就是干脆被拒绝。由此凸显中国自决策层到国企，对能源战略的短视、无知甚至有意误导。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去提醒决策层这一局面应该如何改善，即使知道也不希望决策者真这么去想，因为其直接危害到国有能源公司本身的利益。

中国国有能源公司，对外没有实现国际化，对内没有实现市场化。国际化即为在国际间能源合作方面，与其他国际能源公司地位不平等，头顶国家公司的冠带，过分依赖于国家政治外交；对内没有市场化，即控制上游资源作价、中游生产环节行政管制、下游定价权垄断，任何非国有能源公司的诞生、存在和发展，均需要通过向其寻租，而得以夹缝生存。哪里有垄断，那里就有必然的腐败。

因为这一局面的维持，直接形成了国有能源公司与国家政治外交的捆绑。无论决策层，还是企业自己，都习惯性地认为能源外交是国家外交，所以无论赔、赚，都只能是一笔糊涂账。也正因为如此，国资委或国务院，对国有能源公司的业绩考评，根本缺乏操作性。除了任由这些行政维护的巨无霸糊弄，而即使有的业绩评估指标，也形同虚设。

国有能源公司把国内养成的霸道习惯，延伸至中国境外。在中国境外的能源国家，与中国非国有能源公司采取不合作、甚至动用国家权力将非国有能源企业加以排斥。当然，假如这些非国有能源公司，是特权背景和某种势力的则另当别论。这一点，决策层或许心知肚明，但并没有上升到国家能源战略的高度加以重视，认为仅仅是简单的商业游戏而已。

所以，所谓的混合所有制，应该在中国对外能源合作中，发挥真正应该发挥的工具性或策略作用。不要让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在能源外交方面，被当成冤大头而不自知。与此相比，俄罗斯普京就“专业精明”至极。

四、今天糟糕的能源战略，会成为后代的历史罪人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煤炭及石油，其生产仅仅是为了满足内需，而且一直按照计划制定生产计划。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再无经济战略而言，一切为了“1000美元”的现代化而作为唯一的目标。因此，产量、产量，疯狂地进行生产和提高产能，成为一切的一切。

这一透支性、自我掠夺性的开采和生产，一直持续到现在，尚未有所改变。而在整个深化改革过程的布局中，此意旨亦属空白。当资源勘采枯竭后，中国未来的资源景象将是多么不堪，这一日期已经不会太远。

当山西为中国持续贡献煤炭资源后，再过多少年只能是一个失去热能的巨大煤核，处处塌陷，仍然还在想尽一切办法地深挖勘采。所以，仅仅是国家资源枯竭区转型政策只能是纸上谈兵，唯一可以做到，就是限采！而不是将小煤窑并转到国有煤炭企业，继续提高产能，而作为企业的效益。

与此同时，如大庆等地，多少年之后寸草不生、土地板结或荒漠，盖因为中国引以自豪而被国际能源界鄙视的老井复采技术，通过不停注水而捕捉浮起的点滴油腥。即使如此还不够，国有油公司将掠夺勘采的石油倒腾到国际市场高价套利，归到自己的荷包，同时还向国家谋取种种政策照顾和保护。

我们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别的国家如美国，拼命地保护自己的资源，即使在欧佩克国家，油田勘采被限，已经成为本国资源的保护惯例，如即使知道一油田仍可勘采但会放弃，目的是为了留给以后。

即使在煤炭领域，无碳化封存技术日渐成熟，但在中国却不能得到应用的重视。背后的社会化因素，并不能作为放任勘采的理由和借口。

五、中国的能源战略亟需从根本和源头处理顺和解决

从能源领域即可观照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恶果，由于缺乏应有的国家经济战略，一切简化到将能变现的马上变现，使其变成纸币，进入流通环节再一再贬值。这是非常可怕的竭泽而渔，这一种大跃进式自我掠夺，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跃进运动相比，其危害更加深远。中国的资源环境千孔百疮，源于三十年改革开放进程的短视和急功近利。如果此政策不进行根本性调整，任何改革均无价值可言。因为，任何改革，都不能透支未来及后代的资源，由此助长人的私欲和贪婪。

而从现实而言，腐败的核心领域，均不同程度地与垄断相关。国有企业领导层限薪，只能是临时的馊主意，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由此丧失激励功能，只能人浮于事。目前国有企业、政府行政部门，人浮于事不作为，已经成为某种程度的普遍现象。即使在混合所有制方面，同样也仅仅是股份制的延续，同时伴随着重复的风险事故。

从现最高层及其CCVI政策风险指数之官谱指标数据显示，从本届开始，真正懂得工业及产业的领导人，已经非常稀有，更多的是市场化和社会治理领域的学院背景。这已经成为本次改革的局限，同时注定了改革不能如意彻底的某种必然性。因此，国家战略仅仅作为意识形态或政治层面，缺乏经济战略安全及产业博弈的基础常识。

假如本次改革不能反思三十年改革开放透支变卖的现实危害和历史性后果，再深化的改革，也只能重复既往的老路和陷入周期性循环。

因此，不妨从能源领域着手，修正和奠定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包括内部和外部的系统性调整。至少，我们已经知道，所谓腐败，渗透到体制的每一个环节，并非在单纯的行政领域。即使仅仅是为了反腐败，也需要从根本上、体制上，追根溯源，切除病灶，方见功效。

（作者为国际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学会（IIESTI）会长、CCVI中国价值指数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