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30年前即1879年上海才亮起中国的第一盏灯。但足足70年过去后，大多数中国人依然过着“除了星月，就是一片黑暗”的无电生活——1949年，全国的发电量按人均计算，一年的生活用电不足一度电。昏暗的煤油灯、背着煤气包的汽车、衰败的矿井……这些都是60年前的灰暗记忆。漫漫长路，中国从昔日的满目苍痍、百废待兴到今天的活力四射、繁荣昌盛；中国人民熬过了多少阵痛，经历了多少风雨，最终进入今天小康生活的岁月……多少年沧桑巨变，多少年光辉历程，一代代能源人的艰苦奋斗，开拓进取，谱写了中国能源的非凡篇章。中国能源人以能源报国,为民族复兴大业做出了艰苦卓绝的贡献。他们，就像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把把火炬照亮黑暗，他们就像共和国能源建设史中的一颗颗星辰高挂青天，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
在这艰苦卓绝、铸造辉煌岁月和历程里，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幻，中国演绎了从梦想到光荣的辉煌。艾青脍炙人口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道出了每位中华儿女的心声。《能源思考》推出的“火炬与星辰”系列报道，让那些曾经在共和国能源建设史上做出贡献的人们彪炳史册！
从上世纪50年代走过来的石油人，对于徐今强这个名字，大多耳熟能详、怀念有加——“徐今强同志是新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位奠基人和开拓者。”原石油部副部长、后任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的刘放，在徐今强辞世18周年的1994年撰文说：“每当回顾我与他相识的情景和相处的那些日子，就充满了深深的怀念之情。”
徐今强(1914—1976)，浙江省宁波市人。1914年出生于上海，1938年4月赴延安参加革命，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第六支队豫东游击总队大队指导员兼宣传科长，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联络科科长，解放军二军九旅政治部主任、华中局联络部科长，胶东军工部研究室副主任，胶东军区化学总厂政委，大连大华钢厂副厂长兼书记，中国石油公司军代表，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副局长、代局长，石油工业部部长助理兼兰炼筹建处主任、兰州炼油厂厂长、党委书记，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兼大庆油田工委书记、总指挥，化学工业部代理党委书记、代理部长，燃料化学工业部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副部长，煤炭工业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部长等职。曾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徐今强先后在新四军和华中局从事情报与联络工作。1949年6月，解放上海的硝烟还未散尽，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他奉命接收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石油公司，从此与新中国的石油工业结下不解之缘。
徐今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奠基人和开创者，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1954年，在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徐今强担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助理，兼任兰炼筹建处主任。1957年11月，徐今强调到兰州，任兰炼厂厂长，后又兼任党委书记。虽然在兰州工作的时间只有6年，但徐今强却为建设共和国第一个现代化炼油企业——兰州炼油厂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徐今强的带领下，1958年9月，兰州炼油厂提前15个月建成投产，为共和国成立九周年献上了一份大礼。共同走过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徐今强留给兰炼人的印象难以忘怀，直到今天，这里的人们仍然深深怀念着他。
1963年11月，徐今强调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兼大庆油田工委书记、总指挥，后又担任化学工业部代理部长、煤炭工业部部长等职。
一、接管“中国石油公司”的军代表
1949年5月27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里传来一个声音：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管会及上海市人民政府同时成立，陈毅任军管会主任、上海市市长。徐今强奉命带领王禹、阎峰潞等军代表进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设在上海的中国石油有限公司，实行军事接管。
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徐今强接管中国石油公司，使上海十里洋场的官吏、商贾、名流等等有头有脸的人物，大大一惊！原来这位时而穿长衫戴礼帽，时而西服革履，在众人陪同下，出入酒馆、舞厅、咖啡厅或是公园等社交场所英俊、潇洒的“协和商行”的李老板（徐的化名），竟然是个共产党！
徐今强，1914年6月15日生于上海，8岁时移居浙江宁波市。1938年在武汉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延安学习：曾任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联络科长。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高潮，封锁我根据地，军需物资极度缺乏，加之日寇入侵，我军经常处于敌、伪势力夹击的困境之中。
新四军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壮大抗日队伍，通过加强统战工作，动员敌占区有志青年参加革命队伍，也为了侦察敌伪情报，购买军需物资，以缓解腹背受敌的困境，指派联络科长徐今强化名李克刚，前往上海开展统战工作。
当时，徐今强虽出生在上海，但已阔别上海数十年。到上海以后，满眼看到的，不是留在他童年记忆里的那个样子，街道上多了国民党的军警，还有来来往往的“太阳旗”。原想是要住到龙门路72弄10号的娘舅家去的。看到这种情景，徐今强决定不去娘舅家，先住旅馆，探探路，摸摸情况，然后再做全面开展工作的打算。
经过多方打探，知道了做京剧教练的娘舅任维周，是上海“七君子”领导的抗日救国会的成员后，这才放心地住进了娘舅家。
徐今强刚刚安顿好就接到上级指示，根据地急需一批电子管，可他还没有筹措到采购经费。正在着急时，他的舅母齐吟华（一位支持抗日的热心人士）便典当了珍藏多年的手镯和钻戒等首饰，给予了徐今强很大的帮助。
电子管是违禁物品，日伪盘查极严。徐今强想法儿用热水瓶伪装起来，借用娘舅任维周在方方面面的关系，在交通员章溪的配合下，巧妙地把一批军用电子管送进了皖北根据地。
徐今强出色地完成了到上海后的第一次任务，坚定了新四军首长在上海建立联络点的决心。徐今强在上海进行地下联系工作的9年多里，为根据地采购运送了数以千计的布匹、药品、医疗器具、盐、粮食、电器设备等等各种军需物资和生活用品；还把学有专长的文艺、医护、机械等专业人才，如：宋之的、毛惠贞、李民等人送往边区。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徐今强多次遇险，他都机智地化险为夷，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受到新四军四师师长张爱萍的赞誉。
在对中国石油有限公司实行军事接管后，徐今强以自己的朴实作风和平易近人的态度，赢得了周围人的敬佩。特别是原中国石油公司的职员们，通过徐今强树立的共产党员形象，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坚定了跟着共产党员走，为建设新中国出力的决心。
接管中国石油公司这样一个大型工业管理部门，对于徐今强来说，毕竟是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做起。他白天找公司职员开会，了解情况，研究工作，或到下属单位与群众交谈；晚上找人到家里谈心，耐心讲解党的政策，消除留用人员的顾虑。上海解放后，留下来的原中国石油有限公司的专业技术人员，绝大多数经历了旧社会的磨难，饱受过反动派统治之苦，对祖国的解放欢欣鼓舞，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也有极少数人员，因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曾一度在思想上存有疑虑。
徐今强对他们从思想上疏导帮助，生活上关心体贴，工作上倍加信任，放手使用，使他们在社会实践和新旧社会的对比中，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建设
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坚定了为新中国石油工业服务的信念和决心。徐今强注意发挥党的政策威力，凭借坚定的革命事业心和宽阔的胸怀，在原老君庙地下党支部成员、石油公司地质师、后来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部首任副总地质师陈贲的协助下，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建立，教育和团结了一批思想进步、专业上很有造诣的技术人员，他们中的大多数，如翁文波、童宪章、李德生等后来都成为石油工业重要岗位的领导者或是著名的石油专家。
新中国经济恢复工作，尤其是石油制品的缺乏，影响到经济的复苏。1949年，全国生产的天然油仅7万吨，加上人造油也只不过12万吨。重要的是要找到埋藏在地下的石油资源。徐今强有了长远的规划，他在请专业人员讲解生产技术，讲解经营管理知识的过程中，还虚心向他们请教了如何找石油、在哪里找石油的诸多问题。从1949年冬天到1950年春天的几个月里，徐今强在地质师陈贲等专业人员的陪同下，从华东到西北的几个可能找到石油的地区，进行了一次地质视察。
1950年4月，燃料工业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石油工作会议。在会上谈了他同陈贲共同起草的“石油工业地质勘探现状与今后勘探部署”的意见，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认为是发展中国石油工业的一个有意义的参考。
二、石油管理总局成立出任代理局长
1950年7月，政务院决定燃料工业部设立石油管理总局，这是新中国建设石油工业的第一个步骤，是统管我国石油工业的第一个领导机构。徐今强调北京任副局长、代理局长。
组建石油管理总局时，工作千头万绪，困难重重。旧中国的石油工业极为落后，在西北只有玉门、延长、独山子3个油田，在西南只有四川石油沟、圣灯山两个气田，在东北只有抚顺、锦西、锦州几个人造油厂和少量的粗加工装置。
当时正处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石油工业面临恢复生产、支援前线应对紧急情况等任务。如果说，徐今强接管中国石油有限公司是新中国石油工业建设的一个准备，那么，徐今强担任石油管理总局代理局长，就是新中国石油工业建设的起步。长时期在上海的对敌斗争工作实践，使徐今强懂得了革命战争需要有才干的队伍，建设现代化的重工业，更要有一支有才干的队伍。
石油管理总局建立起来以后，徐今强首先抓技术人才的储备和教育工作。在北京、南京、西安、抚顺、锦州、大连等地举办了6个专业训练班。1951年1月，又向燃料工业部呈报建立北京、西南、东北、西北四所石油专科学校。接着，他又向燃料部、教育部建议筹建北京石油学院。这些富有远见的工作，为石油工业的建设、发展，培养了大批技术和管理干部。
徐今强在着力建设石油教育院校的同时，还通过各种途径，对解放前流向海外的石油工程技术人员或是在国外留学的人员，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使他们冲破重重困难，陆续回到祖国。这些同志回国后，徐今强都逐一进行访问、谈心，关心他们的工作和进步，多方给予关照，帮助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鼓励他们大胆工作，让他们能施展才能、有用武之地。
徐今强在抓好石油管理总局的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的同时，还到陕西等地进行调查研究，为石油的勘探部署作准备。1954年3月，在西安组织召开了第三次全国石油勘探会议，确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任务：加快酒泉及四川盆地的勘探工作，继续进行陕北、潮水、民和盆地的勘探，稳步开展吐鲁番及柴达木盆地的勘探，并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勘探方向和区域作了准备。
三、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炼油厂的组织者
在皋兰山下，黄河滩上，建立起来的兰州炼油厂，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56项重点工程中的一个，是我国第一个规模最大，装置最全，工艺最新，被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称为国家“命根子”的炼油厂。
“兰炼”是当时的国宝，更是石油部的掌上明珠。为此，余秋里在当部长后，就派一名非常得力的部长助理、新中国第一位接管国民党旧政府石油机构的“钦差大臣”徐今强去管理“兰炼”，任该厂党委书记兼厂长。1956年4月29日，兰州炼油厂举行了破土动工典礼。由于地质条件太差，施工困难重重，建设工程进度非常缓慢，大大落后于全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要求兰州炼油厂尽早生产出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所需要的油品，首任石油部部长的李聚奎多次同党组成员研究，加快兰州炼油厂建设速度和加强组织领导的存在工作。在党组成员中，部长助理徐今强是惟一一位亲自组织领导过新中国第一座上海高桥炼油厂建设的实践者。
徐今强主动提出到发展石油工业最困难的第一线去。部党组再三考虑，认为徐今强在革命战争、特别是在白区同国民党敌特斗争中，机智勇敢，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从1949年上海解放，军管石油公司开始，为石油工业的发展投入了大量心血，处处为党、为国家排忧解难，是一位党性原则很强、善于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德才兼备而又比较熟悉石油工业的领导干部。
1957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徐今强调往兰州，加强组织建设年加工原油量100万吨的炼油厂的工作并任厂长。当年在石油部，负责基建项目预算、建设工程的同志们，今天回忆起那时的情景时说：“徐今强在1957年被派往兰州炼油厂，是受命于国防、工业、农业发展急需油品之时啊！”
徐今强没有带助手，也没有带家眷，穿一身旧的蓝色咔叽布中山装，披一件褪了色的灰棉衣，只身来到了兰州炼油厂施工现场。他一到任，一方面深入施工现场，一个一个单元地考察、了解工程进度、装备材料；一方面找各级干部、技术人员促膝谈心，和工人们拉家常，听取他们对建设施工中的意见和建议，很快就掌握了建设中的情况和问题。由于地质条件差，给施工带来了很大难度，要投入比较同类建设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施工中起动土方工程量就达200万立方米；要铺设各类管道860多公里；要吊装60座大小炼塔，单体设备有的重达170多吨，构件最高的达万米。而对这些庞然大物，摆在工地上的那些施工机具显得小而简陋。
在摸透情况以后，徐今强首先大胆起用了一批中青年干部，先后选拔了任向文、贾庆礼、钱传钧和张彦宁等担任生产、财务副厂长和安装公司经理。
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磨练了徐今强坚强的意志和能克服一切困难的工作精神。在他到兰州以前的一年半时间里，兰炼的建设工程动动停停，甚至引起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关注；在他担任厂长之后的10个月里，兰炼建设施工红红火火，无论是石油职工，还是建筑职工，不分彼此，协作配合。在徐今强的领导和指挥下成功地演奏出了一个7000人和谐奋进的时代进行曲。
最困难的时候他心里装着群众：兰炼建成投产后的最初几年，恰好是三年困难时期。当时，贺武栓是兰炼农副处的副处长。回忆起那段时光，90岁的贺老眼含泪光，向我们讲述了几个小故事。在三年困难时期，兰炼人决心为国争气，加快生产国家急需的石油产品。但当时的兰炼，光职工就有7259人。徐今强明白，要想保住兰炼的生产不受影响，首先要保证职工、家属不挨饿。然而，由于饥饿，兰炼的7000多名职工，有50%患上了蛋白缺乏性水肿，2400多人患了肝炎，体质虚弱的工人们连上塔巡检都很艰难。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况，徐今强一方面组织二线职工上永登，下甘南，开荒办农场，种洋芋、南瓜、甜菜，另一方面千方百计解决患病职工的营养问题。他想办法从东北弄来了两吨黄豆，为浮肿病人办起了营养食堂。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徐今强也患了肝炎，有人从青海给他带了点酥油，可徐今强却舍不得吃，硬是让妻子将酥油送给患病的技术人员。有一天，徐今强转到了兰炼托儿所，他发现很多婴幼儿很瘦弱，哭闹个不停。所长和保育员说：“孩子的妈妈都吃不饱，没有奶水喂呀！”
他立即打电话找来贺武栓，让他想办法买几头奶牛，每天保证给托儿所供应200斤牛奶。贺武栓领到任务后，四处打听，听说段家滩有奶牛厂，但这种荷兰牛一头的价格在一万元左右。徐今强表态说：“给你拨15万，先买15头喂着。”过了两年，兰炼奶牛场的奶牛发展成了二三十头，厂里一些特殊岗位上的职工都喝上了“保障奶”。
还有一次，徐今强派贺武栓到庆阳去采购一些副食品，给一线职工补充营养。贺武栓领到命令后，在庆阳跑了7个县，终于联系到了一批羊下水，共2万副。贺武栓给厂里打电话，请示买多少。徐今强跑到邮局给老贺打电报：“2万副羊下水，缺一不可！”这些羊下水全部分给了职工，家属每人也分了半斤。谈起往事，贺武栓心绪难平：“在最困难的时候，徐厂长他心里装的全是群众啊！”保护61名准“右派”：在1 9 5 7 年兰炼建厂初期，“反右”运动仍在向纵深发展，兰炼已有50多人被划为“右派”，还有61人也挂上了“号”。一天，徐今强跟厂里的几位领导商量：“同志们，说句心里话，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反右运动不是不彻底，而是在许多地方过了头。我相信，如果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了真实情况，迟早都会纠正的。这61个人的材料能不能先放一放，看看情况再说。”就这样，这61个人的材料被锁进档案柜。半个月后，中央发出文件，明确要求“各地补报右派的工作一律停止”。就这样，徐今强以自己过人的胆识，为共和国的石油工业保护了一批知识分子和老同志。若干年过去后，当人们重新打开那些尘封的档案，发现61人名单中的头一个，就是后来担任过中国石化总公司总经理、内贸部部长、四川省省长的张浩苦，还有后来担任过甘肃省总工会主席的老红军王俊，而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后来都成为我国石油工业的管理骨干和技术骨干。
提前15个月建成兰州炼油厂：1957年，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对石油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当时，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石油工业底子极为薄弱，全国只有少量的原油粗加工装置和几个人的造油厂。徐今强接手国民党的石油公司后，在上海高桥建了一座年加工原油10万吨的小炼油厂，但这点油根本不够用。这时，苏联决定援建我国156个重点工程项目，其中就包括在兰州建一座年加工原油100万吨的大型炼油厂。
徐今强有着军人的气质，身材魁梧，果敢干练。1957年11月，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助理的徐今强临危受命，只身西行，来到兰州担任兰州炼油厂厂长。一连几天，他走遍了全厂16套装置和200多个工程现场。经过调查研究，徐今强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工作思路，改进施工方案，合理调配施工队伍，集中人力和有限的机具，一个硬骨头一个硬骨头地啃。在安装催化裂化装置的高层钢架时，他创造了国内大型设备一次吊装成功的纪录。
在徐今强的指挥下，兰炼的建设如火如荼地推进，1958年9月，兰州炼油厂提前15个月峻工投产。兰炼一期工程建成后，如何管理这个现代化的炼油企业，成为摆在徐今强面前的一个新课题。徐今强说：“一个先进的企业，必须有科学的管理，不能搞‘大呼隆’，也不允许搞‘差不多’”。他亲自主持制定了一整套科学运营、科学操作、科学管理的规章制度，使兰炼各项主要经济指标都达到了当时国外同类炼油厂的先进水平。
1958年9月，兰州炼油厂第一期工程常减压等装置，比原计划提前1年零3个月胜利建成，点火试运转一次成功。这一喜讯传到北京，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李富春等先后题词祝贺和来厂视察。1959年10月4日，周恩来总理亲自来兰炼视察，并将兰炼称为国家的“命根子”。生产出中国自己的航空润滑油：1960年，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苏联撤走全部援华专家，带走了所有的资料和图纸，中断了一切物资供应。当时，兰炼炼油装置的加热炉的主要配件，如合金钢浇铸的弯头和各种吊挂，都是苏联生产的。如果不在短时间内制造出这些产品，就会影响炼油装置的正常运行。就是在这种时候，徐今强丝毫没有慌张，他说：“不要怕，我们自力更生，自己试制配件。”他从石油部制造局请来专家，从一机部大隆机器厂请来数名技术工人，进行配件的试制。为了保证试制工作能顺利进行，徐今强组织开展了一场会战，并且在每天的晚饭后，都要专门听取试制小组的汇报，了解进展情况。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兰炼人终于成功生产出了自己的配件。
曾有外国专家断言：中国生产不了航空润滑油。当时，没有这种油品，飞机就难以飞上天。对于外国人的这种论断，徐今强不以为然，他要用行动来证明，中国人不是孬种，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徐今强说：“我就不信这个邪！擒贼先擒王，我们先以军用油为突破口，去带动通用油的质量和品种。从现在开始，一切要为航空润滑油开绿灯！”
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徐今强每天下车间、听汇报。有一天，一位车间副主任向他汇报说：一切正常。可细心的徐今强却从化验单上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就追问原因，原来那位副主任给他汇报的是几个小时前的情况，徐今强非常严厉地批评了他：“国防用油，一丝半点的马虎都不行，都是党纪国法所不容的。现在别人卡我们的脖子，我们自己不能断了自己的生路。”
徐今强一心想着要早日生产出中国自己的航空润滑油，职工们也是废寝忘食，日夜奋战。工人出身的副总工程师毛鹏飞患有严重的关节炎，走路不方便，为了早日生产出航空润滑油，他就吃住在车间，连续几个月没有回家。就这样，兰炼人在徐今强的带领下，用了10个月的时间，终于生产出合格的航空润滑油，填补了国家的一项空白。在这段时间，兰炼还生产出了航空煤油、航空汽油、添加剂和催化剂，重质润滑油，其中包括稠化机油、压缩机油、轧钢机油等产品，这些产品与航空润滑油一道，被称为“三航两剂一重”，成为兰炼的“当家”产品。
军人出身的徐今强，极具战略眼光，兰炼刚刚投产，他就开始考虑下一步的攻坚方向——如何发展我国石油化学工业。他先是组织技术人员搞试验，在兰炼建了烷基化、异丙苯氧化等几套石油化工试验的小装置，并和技术人员讨论从国外引进合成氨、乙稀装置的可能性。在国家的支持下，兰炼从国外进口了一批大型合成氨、乙稀装置，使我国的石油化学工业登上了一个新台阶。以后的大庆化肥厂，就是徐今强设计蓝图中的一个项目。眼看着兰炼一天天建成，徐今强十分兴奋，他说：“兰炼的建成，标志着我们国家用洋油的时代结束了。”
1963年11月，徐今强结束了在兰炼6年的工作，调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兼大庆油田工委书记、总指挥。而就在徐今强刚离开兰州这一年的12月25日，新华社播出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我国石油产品已经基本自给。中国人民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四、大庆油田全面开发的总指挥
1959年9月26日，位于松辽盆地的肇州县大同镇西北方向约200米处的松基——3井射孔后喷油，成为松辽地区获得工业价值油流的第一口探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大庆添喜增彩。也因此“松辽石油勘探局”改称为“大庆油田”。1960年2月12日，石油工业部党组召开全国石油系统主要厂矿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关于开展大庆石油会战的决定。
经过1960年至1963年4年的勘探会战并进行了大量的开发实验，对大庆地区地下油层的认识比较清楚了，也积累了一些经验，石油部作出部署，从1964年开始油田投入全面开发。
1963年3月，徐今强被任命为石油工业部副部长。1963年11月，石油部副部长徐今强兼任大庆油田工委书记、总指挥。
徐今强到大庆油田以后，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首先在钻井均衡生产上，狠抓经济技术指标和完井质量等方面的工作，与钻进指挥部的同志一起，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推动了油田生产的发展。在油田投入全面开发的初期，采取“早期内部注水，保持油层压力”的开采方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随着地下油水动态的变化，有些油井出现了含水上升、产量下降的情况。针对这一新的矛盾，徐今强与技术干部一道，发动广大职工在全油田范围内，开展地下情况大调查，系统分析每口油井的生产情况，每套油层的开采以及不同性质油层之间注入水的推进状况，使我们对地下情况的认识大大深化了一步。然后针对不同渗透性质的油层，进行分层注水的实验，逐步形成了分层注水、分层采油、分层测试、分层改造、分层研究、分层管理和分层压力清、分层产量清、分层注水量清、分层出水情况清的一整套“六分四清”的开发方针。这套开发方针的实施为后来大庆油田的长期高产稳产打下了基础。
在组织和指导油田生产中，徐今强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把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引导到钻研地下、管好油井方面来。1965年，他主持会战工委研究讨论，向油田全体职工发出了“向高度机械化、高度自动化、发展新技术、发展新工艺进军”的号召，并树立了井下采油工艺研究所和副总工程师刘文章为先进典型，推动了全油田群众性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活动蓬蓬勃勃开展。
徐今强在大庆工作期间，对抓基层建设、基础工作和职工的基本功训练下了很大功夫。他亲自蹲点，调查研究，总结推广了严细成风的采油三矿四队，思想、作风、技术三过硬的32139钻井队，自觉从严、好字当头的油建十一中队等一批先进典型以及各个岗位上的一大批优秀班组、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号召全油田职工向先进学习，做到“项项工程质量全优，事事实行规格化，人人工作过得硬”，把“三老四严”作风更加具体化了，有力地推动了油田各项工作。
关心群众生活是徐今强一贯作风。他按照周总理提出的“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矿区建设方针，组织油田广大职工和家属对大庆矿区建设进行了全面规划。可以说，大庆油田建设的许多成就，都渗透着徐今强同志的点滴心血。
参加过大庆油田开发建设的同志们说：“徐今强部长为了促进领导班子革命化，亲自主持制定了大庆油田领导干部＂约法三章＂，并以身作则，带头执行。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作风朴实，工作扎实；为人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生活简朴，保持和发扬了延安精神；在大庆领导班子内，他坚持原则，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表现出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尚品格。”
1966年8月，徐今强回北京工作。当他离开大庆的时候，油田生产稳定发展，科学技术不断创新，管理工作井井有条，职工队伍朝气蓬勃，矿区建设初具规模。当年他提倡种植的白杨树，已成片片绿色林带，遍布油田，使整个矿区充满着勃勃生机。
1964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由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徐今强陪同来总厂视察。
五、中国石油化学工业的创建者
1966年9月，徐今强调任化学工业部代理部长。随后于1970年担任燃料化学工业部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在长达9年多的时间里，他为我国石油化学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使我国石油化工的生产技术发展，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从上世纪60年代起，我国曾在兰州、大连、上海、广东建设起来的石油化学工业基地，相继建成了一些以利用炼厂气为原料的小型石油化工装置。1965年兰化公司又建成了一套从联邦德国引进的乙烯砂子炉裂解装置。但后因这些石油化工装置生产规模小，产品数量、品种、质量都不能满足我国发展的需要。
在徐今强的倡议下，国家批准引进了我国第一套30万吨乙烯和18万吨高压聚乙烯、8万吨聚丙烯大型化工装置，在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建设。同时还兴建了湖南岳阳化工厂，生产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塑料、有机原料等化工产品。
徐今强的远见卓识，给石油石化部门的领导同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些老同志回忆说：“在兰州炼油厂搞起来以后，徐今强就积极考虑，如何发展我国的石油化学工业。大庆石油化工总厂的化肥厂就是徐今强设计蓝图中的一个项目。他还为大庆石油化工总厂＂培植＂了炼油工业的＂五朵金花＂（延迟焦化、新型的常减压、新型裂化催化、铂重整、加氢）。”
以天然气为原料，年产30万吨合成氨的大化肥厂，西方国家是在上世纪60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一信息传到我国后，徐部长亲自主持，组织科研、设计、设备、生产等方面的专家，对国外大型合成氨装置的各种主要流程和大型设备做了分析论证，使大家对建设大型装置的优越性，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为引进做了准备。1972年，经毛主席和周总理批准，从日本、美国、荷兰、法国等国家引进了13套日产1000吨合成氨和1620-1740吨尿素的成套生产装置。其中以天然气为原料的8套，以轻油为原料的5套，分别布局建设在全国各地。曾在徐今强部长身边工作过的王裕桂、陈蔚等同志深情地说：“现在，面对我国石油化学工业蓬勃发展的局面，人们不会忘记徐今强所做的奠基工作。”
六、留给人们永远的纪念
追忆徐副部长几件事，既是表达对那些革命前辈深切的怀念，同时也是对那时党的优良传统在心意的贮存，值得我们记取，也值得后人勉励。据镇海炼化公司老干部顾学林回忆道：一九六四年的一个晚上，已调至医院外科工作的顾学林收治了一位原发性肝癌的病人，他是兰州炼油厂厂部调度室主任。一天下午，已调到北京石油部任副部长的徐今强突然来到了病房，探视完病人后，马上又到医生办公室来了解病人的病情。徐副部长听完我们的介绍后，心情沉重地说道：“孙主任是留苏回来的专家，太可惜了。现在既然病情到晚期也没办法，但我还是要对你们提一个要求。”我们几个医生面面相觑，屏息听着徐副部长这个惟一要求。徐副部长动情地说道：“孙主任的爱人已怀孕了，希望你们竭尽全力延缓他的生命，让孙主任和孩子能见上一面。如有什么困难或需要什么，你们尽管和我讲。”在场所有人听后无不感动，为一位会关心职工的领导而感动，年青的我差点留下了眼泪。
徐副部长回北京后，马上找了中医专家，配好中药后，又让人捎到了医院。并嘱咐我们，若病人有用药反应，要及时转告他。
有次顾学林值班时，发现孙主任服完中药后，腹部难受，并排出大量水便样。虽然顾学林及时作了相应的处置，但还是谨慎地向总调作了汇报，随后也不回寝室，留在病房监护孙主任。半夜，突然顾学林接到徐副部长从北京来的长途电话。徐副部长询问了孙主任现在情况后，告诉顾学林今天他已问了中医专家，专家确诊这是用药后的正常反应，并在电话中肯定了顾学林的处置和做法。
在徐副部长的直接关心下，在几位医生和护士的努力下，完成了徐副部长交给的任务，也让孙主任走得很安祥，没有留下更多的遗憾。
提起徐今强，90岁高龄的原兰炼农副处副处长贺武栓竟几度哽咽。他用襟怀坦白、浩然正气、远见卓识这3个成语来概括自己心目中的徐书记、徐厂长。
那是几天前的一个上午，贺武栓和他的老伙伴高俊峰在兰州石化公司离退休一处的一间办公室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高俊峰今年也已86岁。81岁那年，高老参加了电脑培训班，开始学习汉语拼音，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写点东西，写写徐今强。“用电脑写作很方便，我的回忆录《难忘的岁月》已经写完了。”高老将他自己打印、装订的一本回忆录送给记者：“这里面有很多关于徐厂长的回忆，多么好的一个人啊！
对国家，忠心耿耿；对人民，赤子丹心。”“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担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私利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撒下热泪。”这是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对我们的一点启示。
徐今强，无论是作为一名职业军人，还是一名工业建设的组织者、领导者，从他加入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来的那一天起，他就选择了为人民福利而劳动的职业：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千万人的幸福。
徐今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一岁。
徐今强同志，永垂不朽！
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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