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悬一碳

未出所料，“童话之都”哥本哈根这一次没有创造新的童话。哥本哈根会议未能达成任何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虽然这是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由于美国、中国、欧洲尚存分歧,发展中国家阵营对如何正确应对气候变化也存在根本分歧，此次为期两周、有200个国家代表出席的会议几乎以彻底失败而收场。因为会议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这样的协议不但和2007年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提出的目标，即力求达致具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相差一大截，连峰会前大家预期的政治协议都不及。

在这样的结果面前，所有的会议参与者都应该检讨自己。当观察家来描述这次会议闭幕的时候，却很难用“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这类人们所熟悉的词句。从目前透露出的信息来看，这次会议并不足以使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划上“句号”，充其量只是一个“逗号”。事实上，各国达成的共识是，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等于把取得实质性成果的时间向后推迟了。人们纳闷的是，一场总结两年详尽谈判、并以此前十多年多次谈判为基础的大会，怎么会分崩离析，陷入如此境地？就好像与会者没有做任何准备工作。在最基本的问题上都缺乏共识。这些国家究竟是不是去谈判有约束力的减排限制的？似乎没有人知道答案。即便各国政府不能承认，它们也必须认识到，哥本哈根大会比无济于事还要糟糕，但将人人皆知的失败宣布为一场胜利是站不住脚的，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哥本哈根协议》草案未能获得与会的全部192个国家的代表通过，大会最终的决定是“接受”美国和四个发展中国家所支持的协议。但这份“协议”引起了轩然大波。在乐观者看来，有比没有好，这总算是一个进步。但在反对者看来，文本没有为发达国家设定雄心勃勃的具体减排目标，也根本没有法律约束力。

各国希望能在明年墨西哥举行的下一次大会时通过协议。但是，这份《哥本哈根协议》只有短短六页纸，两个有关减排的重要附件全是空白。协议内容充满了空洞的愿景和承诺。这样一份协议实在难以具体实施。参加大会的各方代表也没有就2012年后的全球减排行动、资金技术支持等方面达成具体共识。根据联合国章程，气候协议的达成，必须建立在与会192国一致同意的基础上。这迎合了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但因各国的情况和要求迥异，大会陷入无止境的磋商和调停，有关框架协议最终未能达成。为免会谈破裂，各国作出妥协，“接受”无法获得一致通过的协议。同意协议与反对协议的国家名字将分别列在协议的附件中。对于哥本哈根会议的结果，国际社会普遍不满。哥本哈根会议更像一场可笑的闹剧，张扬着各个不同肤色和民族的个性,把发达国家、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愿景和要求展露出来。就目前而言,会议的延期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延期之后的硝烟味道则远远要比闹哄哄的现场气氛浓烈得多。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气氛和结果也彻底浇灭了此前漫延在全世界任何可能存在过的理想主义热情。联合国在这次谈判中也暴露了其前所未有的危机。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已被批评为历来最失败的一次联合国大型会议，由于与会国争持不下，乃至最后以行政手段强行通过《哥本哈根协议》，均凸显联合国处理气候转变问题的力不从心。哥本哈根会议失败所带来的最大冲击不是气候变化本身，而是联合国体制。会议结果凸显多边机制的脆弱，联合国会议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最有效途径。

全球能源企业对哥本哈根达成的气候协议均感失望和困惑，表示该协议未带来足够的确定性，未对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所需的巨额投资提供依据。在对抗全球变暖的威胁方面，企业的角色将是关键的。在每年需要的5000亿美元投资中，私营部门预期将提供大约90%。企业纷纷表示，明显的是各国领导人在支持商业战略重大转变方面做得还不够。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政治家能够超出狭窄的本国利益看问题，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说是无情，但有哪个领导人能做到宁失民心和大选选票，也不愿负天下人？

“我们退到了《京都议定书》以前。”一位参加谈判超过十年的资深环保人士说，他难掩沮丧。对于很多环保人士，气候议题滑入美国主导的自下而上、市场为主的治理模式，是他们不愿看到的结果。或许，混乱的大会组织，缺乏联合国程序经验的主席，美国的鲁莽，都是偶然的因素。但是欧盟的绥靖，基础四国的见机行事，美国国内政治的牵制，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至上，似乎都是必然因素。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已不是世界各国为拯救地球而齐聚一堂，而是沦为富国与穷国之间对骂与相互指责的场所。一场辩论，一个缩影，宛若气候谈判将近二十年的历史浓缩。意识形态的差别，大国的主导，贫富的差距，利益的多样，个人表现欲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都在这里得以呈现。在利益冲突最激烈的国际政治议题上，世界呈现了它本来的面貌。如果说哥本哈根会议将定义新的多极世界，那么它预示的可能是一个混乱的未来。

国内一般认为，气候谈判已经替代了世界贸易谈判，成为各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平衡自己与其他国家、全球利益的舞台。国内一般认为哥本哈根会议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实质上不只是气候问题，而是发展权利和发展空间之争，是国际格局之争。对于“后哥本哈根时代”的国际气候秩序，未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各国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或者达成更有效的国际协议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反之，如果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关于气候变化的谈判形势就会非常危险。在关系到人类命运的共同问题的讨论中，各国是否应该少谈一些国际格局，少关注一些相对的收益，而把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向人类面对的共同挑战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