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在甲子——国庆60年的思考

新中国已经走过了60年一甲子的历程。中国人认六十年为一个甲子，又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因而这六十年又分为改革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年。60年一甲子时的天安门也成为大国回归的坐标，宣告了古老大国重返世界舞台中心。

今天，“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共和国会如何继续前进，过程会不会像过去60年一样艰难及曲折？摸着石头过河还是中国的必由之路吗？技术上如何追赶西方？在制度上如何保证现代化的成功？如何更新和提升中华文化中有助于现代化发展的成份或元素？

中华民族将为全人类做出怎样和多大的贡献？这些疑问都有待时间解答。除了政治与经济制度有待健全外，它更面对价值与信仰空洞化的窘境，及一百多年来不再能提供民族自信而几近破产的文化与道德体系。从1840年至今169年来中华民族走过了不平凡历程，但169年来中国现代化转型仍然没有完成，中国仍然是一个向外选择中的大国——100多年里的中国曾选择和尝试过各种办法，选择的模式从西方到日本，又到苏联，再到以美国为师。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所有的选择努力几乎都告失败，最后只能诉诸革命的道路。于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又爆发了两场革命，一场是辛亥革命，另一场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

甲子过后，下一个甲子将如何走?中国又面临更加宏伟和更加重大的选择——过去60年所实现的“三大转变”是否已经可以确保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社会与最高领导层所必须面对的重大命题，或称甲子命题。站在建国60年的坐标点上，回顾过往，展望未来，我们要问的是：在国家日渐强大起来的时候，我们是否建成了一个可持续的、和谐成长的社会？那些困扰了我们很多年的体制难题是否已经一一化解，或者已经找到了化解的路径，以及具备了化解的勇气和全民共识？这是一个公平、公开、公正和透明的社会吗？我们有健康的价值观吗？我们是否从过往的教训中得到了应有的觉醒？这些问题，在建国一甲子到来的时刻一一浮现出来，我们将带着它们继续上路。我们有远大的前程，却从来被苦难折磨。

“甲子命题”的核心在于，明知面临两难的挑战，又不可因此而停滞不前，前进确实有艰险，但停顿回避更没有出路。这其中所要求的大智大勇，大仁大义，既萦绕着中国，也魂牵着世界。中国的发展路径和经验都说明所谓“甲子命题”乃涵盖了传统国家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严峻而又关键的若干两难：首先，民主与实力的两难。再者，稳定与能动的两难。如何把“忧患意识”转化成为改革的动力？这是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从忧患意识到改革，尤其是富有成效的改革，每次都需要有深刻的思想大解放。实际上，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从忧患意识到改革到革命的历史。如果再往前一个甲子，即1919年，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希望效法西方，把民主制度引入中国。但不久就失败了。

六十年以1979年为界，河东河西，泾渭分明。

前三十年，中国建成了一个计划经济的体系，后三十年，将之逐步瓦解，走向市场经济的新体制。

客观而论，建国者以计划体制为建设理念，既是意识形态所决定的，也是当时国情所迫。而到2009年的今天，很多学者预测，到年底，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可能将超过日本，从而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而一个更让人惊讶的预测是，如果中国能够始终保持7%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将在二十年后----也就是建国80年的时候，超过美国而成全球第一。六十年的发展，让中国彻底摆脱了"东亚病夫"的形象，崛起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大国之一。

不过，计划经济所遗留下来的很多病症却并未完全消解，中国仍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从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矛盾之丛生、利益之分化、危机之严重及变革之艰难。

但是，这只是仅仅指经济而言，在思想上、文化上、精神上、道德上，中国仍距努力的初心甚远。下一个60年，它必须开展出真正的中国特色与实质内容，能够整合国家意志、价值体系、文化传统、道德力量。这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的自身需要，也是对世界的责任。当中国的吸引力随经济地位升高，全球各地“中华儿女”对中国充满自豪，外界期待中国做出表率，证明东方大国不仅能在物质上富足，也能在精神上、文化上、道德上强大。

在这方面，中国还任重而道远。六十年中国面临的挑战一言以蔽之，就是如何建立一个保障现代化成功的基本框架。过去数百年西方现代化的经验显示，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成功，必须有赖于法治和政治民主的基本框架，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现代化的长治久安。

由于中国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的深厚，中国在现代化模式上不可能完全复制西方版本。但中国如何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基本框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体制困惑或追问，其背后也不仅是政治原因，而是一个深层的文化变革。因此，未来三十年到六十年，中国面临从清末到“五四”运动没有完成的两大使命：一、建立现代化的保障框架；二、提升和整合中国文化，使之既有助于现代化保障框架的建构，同时也有助于东西方秩序的调适和平衡。

从文化与历史的角度，人类自轴心时代以来，至今已二千余年。圣人已远，但他们所开创的文明却带领人们越过一个又一个的关壑。如今，该是他们会合交融的时候了。历史正给予中国一个机会，而不只是经济发展。但中国能掌握这个机会吗？建国六十年了，经历了许多曲折，能让中国的核心文化重光吗？能让中华民族回复它的生命力吗？中国的头一个甲子的确来之不易。但庆祝的时刻，更是反省的时刻。一个不可不提的问题是：迎接下一个甲子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动力在哪里呢？

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能够成功有很多条件，但三个条件不可或缺。一是有文革的教训；二是大家都穷，穷则思变；三是政治强人能够克服体制内的既得利益。但今天，这些方面的条件似乎已经不存在或者大大减弱。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思想最解放的时刻，各种主义间的争论和竞争，各种主义动员着各种政治力量，而各种政治力量又选择了不同的主义。当然，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结果。从很多方面来说，孙中山是思想解放的第一人。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孙中山很难完成从崇拜西方民主到选择苏俄式革命的转变过程。正是这种思想的大解放，才有日后国民革命的胜利。同样，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过程中，前者的胜利无疑要归诸于其较后者思想的解放，主要表现在毛泽东一代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要把从西方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转变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解放不可能发生。

更为担忧的是，越来越大的既得利益已经成为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最强大的阻碍力了。随着既得利益的越来越大，改革也会越来越难。这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教训的。在清朝末年，当政者也想改革，蒋介石在大陆时期也想改革，但都是因为积重难返，实行改革不再可能，眼睁睁地看到政权的垮掉。

中国下一个甲子的思想解放需要知识群体，但并非完全依赖知识群体。这里尤其需要提出的是，今天中国的知识群体也是缺失忧患感的。历史上，这个群体是最有忧患感的。在八十年代，这个群体也是推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先锋。但是，现在这个群体要么被整合进体制内部，要么被经济利益所溶解。或者说，这个群体本身也已经成为既得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在缺失民族和国家整体利益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条件下，思想解放和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越变得没有可能性。

与30年前相比，中国社会已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强人垄断思想创新权而知识群体垄断公共话语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在思想文化领域已经解体，公民社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思想文化自主性和公共话语权，他们将扮演下一个甲子中国思想解放的先锋甚至主力！

由此，下一个甲子必将是中华崛起、民族复兴的时代，在长达几千年时间里，中国一直因“中央帝国、天下共主”的巅峰独尊而傲视群雄。这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使中国文化精神和大唐气度的血脉中始终奔涌着强烈的使命感，中国终将从自身文明中淬炼和重造出能够经纬世界潮流、规范全球事务、驾驭天下精神、建构更高文明的智慧与体系，从而，我们深深地相信，在下一个甲子里建国100年的时候，中国将真正驾临在世界舞台的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