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30年的成本

三千年来唯有之变局浓缩于三十年，当变已变，该变未变，不该变也变——如何历史地看待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发展，以及未来的路径问题。这是一个宏观基本面上的话题，是一个既与宏观战略或超宏观战略有关的话题，也是一个实际上与未来趋势直接相关的话题。

自改革开放30年至今，其成果和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更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作为每一个中国人，确实应该为之庆幸和欢呼。然而，虽然仍保留着中国式的克制和低调，但一种乐观主义情绪显然已经在中国的精英群体及管理体系中开始蔓延并逐渐上升为主流意识。

中国的精英们确信：只要凭借过去三十年奠定的体制基础并在这个体制基础上小心翼翼的调整和应对，中国就能像过去的三十年一样，将经济增长的神话再延续三十年。但世界上有多少心想事成的好事呢？过去30年的改革成本又是怎样的呢？

在中国，由于各级政府基本垄断着经济增长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和资源（这是中国政府的得天独厚之处），所以，为了能加速GDP的增长速度，理论上讲，就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最多投资，并生产出世界上最廉价的产品。事实上，将各种资源及要素价格尽可能地压低至极限以吸引投资（唯一没有被压低的可能是腐败成本），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超速增长的关键密码。于是我们就看到，中国有超低的能源价格、超低的水价格，超低的环保标准、超低的土地价格（有时候是白送）、超级的税收优惠、超低的劳动标准。在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中国的人均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0至30%），资源理应由于稀缺而具有更高的市场价格，然而在中国，资源却长期维持极低的水平。这其中的巨大差价，被低价转让给了各类投资者（当然也包括投机者）。

公共权力的高度垄断一向是中国体制最重要的特殊禀赋。与理论界流行认识所不同的是，这个禀赋并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一直是中国经济高增长最重要的秘决之一。凭借这种禀赋，中国可以通过压低一切需要压低的价格从而在国际投资的竞标中获胜。然而，它一面则是人民权利的极端矮化和萎缩，它的另一面则是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个关键实际是：极端廉价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承担着世界工厂的责任，极端恶劣的生态环境支撑着飞奔不止的GDP。使得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福利效果受到了严重扭曲，使得高增长的成本一再被隐匿、转移，直至积累到难以负荷的地步。

必须提醒的是，创造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中性的过程，而可能是一个充满了对生产者和其它社会成员利益及生存环境的过度剥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土地被剥夺了，人民的社会保障被剥夺了，劳动阶层的工资被剥夺了，子孙后代享受正常自然环境的权利被剥夺了。而这些被剥夺的利益通过市场交易以出售廉价商品获利的方式被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及境外的套利者及消费者合法的占有了。

以中国潜在经济规模之巨，增长之迅速，“中国需求”（当然不仅仅是中国）引发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还仅仅是开始。如果有朝一日，政府无力或者不愿意再压低资源价格、土地价格，并且让劳动力价格恢复到接近小康的水平，以中国增长模式的消耗之巨，人均资源之贫乏，中国的通货膨胀几乎肯定将达到难以容忍的水平。否则，恐怕就只能通过一次非比寻常的大萧条来消灭过于庞大的产能。以中国经济目前的情形，我们离一次剧烈通胀或者一次大萧条可能都只有一层纸的距离。在这里，我们应该终于可以理解什么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真实含义。

这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高增长背后存在着的不和谐问题成因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90年代中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经济增长模式感到疑惑和担忧的原因。许多仁人志士开始警觉并开始探讨：中国的高增长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组合？一面是：高污染、高消耗、高剥夺；另一面则是：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费以及急速扩大的贫富悬殊。在中国经济增长一路凯歌的表象之下，还有一个比环境破坏、资源消耗隐匿得更深的成本，那就是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

屈指算来，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整整30年，其高昂的成本也积累了三十年。三十年之后，中国似乎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格局：在积累了巨大的对外债权（巨额外汇储备）的同时却也积累了巨额的环境与资源欠债。

常识告诉我们，成本不能无限制地向未来转移，也无法永远隐藏在地毯之下。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经济中的种种下行风险暗示——中国经济增长高昂的成本正在进入集中释放周期——这个曾经被我们强行捉进瓶子里的幽灵，正在悄悄从后门回到我们中间。显然，在三十年的增长盛宴之后，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成本回归的周期，或者说是一个危机四伏的麻烦周期。不巧的是，中国内部这个危险的周期可能与目前正在愈演愈烈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周期不祥的叠加在一起并发生共振。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也是推进“十一五”规划顺利实施的关键一年。金融危机却不期而至——当今全球经济危机的起因是房地产和金融泡沫泛滥成灾！导致全球通货紧缩来临，世界经济陷入罕见的“滞缩”！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是根本出路。但是，当前的问题是你靠什么去拉动内需 ？这个问题似乎提得很幼稚可笑，其实谁都清楚拉动内需得有钱。然而道理归道理，实行起来却并不容易。消费占GDP比重，中国为全球最低。“买不起”自然是消费“拉不动”的基本原因。在中国经济增长一路凯歌的表象之下，还有一个比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消耗隐匿得更深的成本，那就是社会不安定的成本。与大多数人的想像不同，社会两极分化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副产品，更是其条件。

道理很简单，不维持一个庞大的低工资低层，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不能成立，不剥夺农民的土地以及其他弱势阶层的利益，中国经济的交易成本就不足以降低。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这种内在要求，将中国在极短的时间中，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　因此，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中显现出来的问题是“国富民穷”。“拉动内需”这一举措不应仅仅是针对当前全球金融风暴的权宜之计，而应当成为我国今后经济可持续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长远之计。应成为我国从“拉动内需”向“内需拉动”、从“国富民穷”向“民富国强”两大转变的突破口！

我们认为，以下方略是不可避免的：一、大幅度增加中低阶层民众的收入。老百姓手头有钱是“拉动内需”的前提。二、稳定物价。多年来，我国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以及消费支出水平增长速度均低于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更低于国家税收的增长速度，这是不正常的。

这也是造成“国富民穷”的又一大原因。三、尽快建立和完善住房、教育、医疗、失业救济、养老、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国民的后顾之忧，这对拉动内需是至关重要的。四、改变城乡不平衡，统一布局。五、开放垄断行业，这是解决就业最有效的火车头。七、解决支柱产业“空心化”是治本之策，一贯做法是把凡是能直接带来短期集团利益的产业都冠以“支柱”之名，真正的支柱产业反而被忽视。耳熟能详的说法是，房地产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史上只有凭着传统的制造业和新兴的信息产业，支撑和带动了当代大国现代化发展的故事，尚没有哪个国家凭借“盖房子”把国家带进现代化的神话。八、国家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发展一定要有整体战略规划和机制设计。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美国的现在就是我们的未来。这句话让我们生出很多美丽的遐想。但是3亿人口的美国从来都是一个依靠国内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而中国空有近14亿人口，却居然内需不足，不得不靠外贸来拉动经济增长。中国下一个三十年应该如何走？这是在改革开放30年后思考和讨论未来30年的最重要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