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引发经济学大论争

气候变化是指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人类活动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引起全球增温，一方面可能改变气候格局，使气候极端事件的发生频次和灾变强度增大，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对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减缓气候变化就要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温室气体减排必然影响到能源的生产和消费，对各国经济都有着明确的经济成本含义。由此可见，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都涉及经济学问题。

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具有不确定性，难于量化其经济代价。因而，以往关于气候变化的经济分析，多集中于温室气体减排的宏观经济和技术经济成本问题。2005年，由英国政府出资，著名经济学家斯特恩领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学问题进行综合评估。2006年底，斯特恩小组提交了气候变化经济学评估报告，从气候变化的经济代价入手来认识减缓气候变化的经济理性。尽管这一报告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同，但也存在较为尖锐的经济学论争，引发人们对气候变化经济学问题的深层次的思考。

从长远看“减排”：低成本高回报？

斯特恩报告认为，全球升温幅度越大，对自然与社会经济系统所产生的损失就越大。基于这一基本认识，该报告分析比较了气候变化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预期损失与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早减排，少受损”的结论，减排能以较低的代价避免高昂的经济损失。

同时，该报告还认为全球必须立即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以避免气候变化的最坏的影响。如果各国政府不迅速采取有效的减排行动，气候变化将对增长和发展造成相当于每年全球GDP的5%－20%严重损失，而且这种巨额损失将一直延续，并不断加重。如果立即行动，在未来100年里将全球增温控制在2度以内，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0.050-0.055%范围内（即不超过工业革命前二氧化碳浓度水平0.28%的两倍），所需成本被控制在每年全球GDP的1%左右。

减排需要全球的共同努力。要将大气浓度稳定在0.055%以内，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必须在今后10-20年中封顶，然后以每年1－3％的速率下降，到2050年至少比现在低25％。不仅发达国家要减排，发展中国家也必须限排。发达国家在相当于1990年排放量的基础上，到2050年应再减排60%－80%，而发展中国家在1990年排放量的基础上的增幅不能超过25%。

如何采取近期行动，实现长远的低成本高回报呢？斯特恩报告强调需要通过政策手段加以校正，主要政策包括税收、贸易或法规进行碳定价，支持低碳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应用以及消除提高能源效率和其他改变方面的障碍。排放贸易制度、国际技术合作、减少毁林和适应将是构建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框架的重要内容。

环境、政治抑或经济的理性？

经济分析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方法和参数的选择。斯特恩报告中关于气候变化的经济分析是综合、全面、长视角的。该报告综合考虑了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适应问题和减缓问题等，涉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分析的时间尺度从近期的2010年，到中期的2050年，再到长期的2200年，而且分析采用的贴现率几乎为零，为赞同和批评者提供了依据。

对于斯特恩报告的分析方法与结论，政府、学术界、企业界、环境非政府组织（NGO）等各方从不同侧面，考察其理性或非理性因素。由于斯特恩报告的政府背景，英国政府首先表示首肯，并提出促进减排的政策建议，如：英国到2050年减排50%；欧盟到2020减排30%，到2050年至少减排60%；扩展和加强欧盟碳市场，与全球其他碳市场进行链接；保持英国在欧盟碳市场中的领先地位；将私营部门纳入目前仅公共银行参与的全球环境投资框架，为能源效率提供总值200亿美元的贷款和捐赠基金；等等。法国政府也表示支持，但美国官方对此不以为然。美国白宫环境质量委员会主席称，斯特恩报告不过是在气候变化经济分析中“做了一次努力”而已。由于减排会影响到化石能源的使用，因而石油输出国组织秘书长批评该报告误导人们，认为斯特恩报告在科学和经济上都站不住脚。

环境NGO几乎异口同声地称赞和支持该报告，如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地球之友欧洲部等。企业界对斯特恩报告的反应多掺杂着利益考虑。技术领先的能源巨头壳牌公司明确表示，该公司从技术、资金、时间、人才、领导5个方面对低碳发展的前景抱乐观的态度。英国经营廉价航班的EasyJet公司，针对斯特恩报告中有关航空减排的内容，强烈反对航空业用乘客税等价格手段促进减排。零碳排放但成本较高的可再生能源行业如太阳能、风能行业，则批评斯特恩报告提出的政策力度还不够。

学术界对斯特恩报告的反应不一，有的积极赞赏，有的则部分乃至全盘否定。斯特恩小组主动征询美国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罗（RobertSolow）、斯狄格里兹（JosephStiglitz）和森（AmartyaSen）的意见，得到了高度评价和赞赏，认为斯特恩的报告采用低贴现率，重视代际公平，具有经济学理性。英国国内的不少学术研究机构如廷达尔（Tyndall）中心和皇家科学院，也予以积极肯定。

经济学批判：苛求当代人？

但是，也有一些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对斯特恩报告的研究方法和结论提出质疑。欧洲大陆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斯特恩报告的分析方法和假设条件均存在问题。未来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并非一定是绝对悲观的。对未来经济损失采用过低的贴现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本收益分析。斯特恩报告采用的经济学分析模型，不仅过于简化，而且长时间系列简单外推，在方法上也是危险的。即使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是确定的，人类社会也会不断适应气候变化，增强抵御气候灾害的能力。而在斯特恩报告中，最坏的不利影响延续200年而人类没有有效适应，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

英国剑桥大学经济系主任达斯古珀塔教授从公平的伦理学角度指出，斯特恩报告模型参数设定了0.1%这一近乎为零的极低贴现率，意味着当代人必须要把收入的97.5%用于储蓄留给子孙后代，这根本不现实。目前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中国，其储蓄率也只有45%左右，而美国等国家的储蓄率甚至为负。当前世界市场贴现率多在10%甚至更高；既使是社会公益投资所采用的社会贴现率，也多在5%或更高；因为资金的使用也有机会成本。如果调整贴现率，则结论就会发生逆转。因此，他批评斯特恩报告是一个政治报告，而非学术报告。

美国的一些知名经济学家也公开反对斯特恩报告的结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曾任总统经济顾问的诺德豪斯质疑道，常规经济学分析显示，最优减排路径应该是开始小幅削减，中、后期待经济和技术进一步发展后再较大幅度削减。但斯特恩报告得出的立即大幅度削减的结论正好与之相反。这就意味着，当代人必须立即承受巨额的经济代价，牺牲当代人的社会福利水平，这对后代人也是不利的，因为当代人不能为后代储蓄更多的资产，包括金融、知识、技术等。

中国的选择：早减，晚减抑或不减？

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目前在总量上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化石燃料排放的温室气体占世界总量的17.9%。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在2010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第一排放大国。以前我们说，中国人口多，人均排放量低。但从目前情况看，中国的人均排放水平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在2010年以前就会超过世界人均水平。

中国签署了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京都议定书》。遵循“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没有承担减排或限排的义务；但可以利用清洁发展机制，接受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在中国境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减排的额度卖给发达国家。《京都议定书》的目标年限是2012年。目前国际上已经开始讨论关于2012年以后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分担问题。树大招风，中国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在国际谈判桌上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但使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0.055%水平的目标，显然偏离中国处于快速工业化的特定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会严重打压中国未来的合理发展空间。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至少会延续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在2050年之前都不可能停止增长。因此，中国要向低碳经济转型，减排的成本远比想象的大。例如，建筑节能改造需要额外投资约为15％，可再生能源比传统能源需要额外投资30％以上。巨额资金从何而来？碳捕获与存储技术在短期内成本太高，而且处理过程还需消耗大量能源，其减排的潜力值得怀疑。

从另一方面看，气候变化对中国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影响也可能是严重的。中国持续不断的暖冬和不断加剧的气象灾害，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已初见端倪。冰川融化、雪线上升对我国西北依靠高山融雪灌溉的地区的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所以我们也需要认真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由此可见，对于处于当前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我们不可能立即采取减排行动，大规模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我们也不能漠视气候变化。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晰的认识，通过深入研究、剖析和广泛宣传，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通过具体的行动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的立场，从节能与减排的一致性上强调低碳发展。为了避免“锁定效应”，中国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中应尽可能采用低碳技术。同时，要加强关键技术的研发，做好从实验室开发到商业化应用全过程的逐级放大，尤其要避免盲目跟进和一哄而上的做法。

作者：联合国IPCC专家、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潘家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