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满山河——邓小平与治水

邓小平生于渠江岸边，南下嘉陵江求学于重庆，漂洋过海又留学塞纳河畔，转战黄河，建设长江，真是一生与水结下了不解之源。1985年,情注山河的邓小平就为“河海大学”亲笔题写了校名。

邓小平于1904年8月22日出生在渠江岸边的广安县。他15岁那年离开广安乘船沿渠江、嘉陵江南下到达重庆，考入了在重庆开办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第二年，他顺江东下，漂洋过海，开始了逐西潮、救国家的革命历程。高岸为谷，深谷为陵。60年间，中国和世界都改变了原来模样。

1980年7月，邓小平视察长江，再次从重庆顺江东下。他对60年前由长江冲出四川走出国门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他在东方红32号轮上对陪同的人员说：“1920年出川，去法国留学，船行到中途坏了，只好改变行程，起早，走陆路出川，交通真是艰难啊!”

60年前，16岁的英发少年顺江东下，是为了冲出四川，走出国门，逐西湖，救中国；60年后，76岁的坚强老人顺江东下，是为了探求修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可行性，探求开发长江、中华腾飞之路。

邓小平在对三峡库区及建设中的葛洲坝水利工程进行实地考察之前，先行视察了都江堰。都江堰是秦代李冰父子在岷江上游与中游分界处的灌县修建的著名水利工程，几千年来一直发挥着很好的社会效益。它是中国古代水利史、科技史、文明史的突出成就。毛泽东和周思来都非常珍视都江堰的成就。50年代初，邓小平主持西南局工作时，曾亲自参加都江堰岁修工程的开工典礼。古代都江堰灌溉面积最大时达到300万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由于工程年久失修，一度下降到200余万亩。建国初期，在西南局领导下，经过几次岁修，灌溉面积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对当地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次，邓小平视察都江堰，同毛泽东、周恩来一样，是要从都江堰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智慧，是要研究、继承、发展都江堰的水利成就，为治理长江，开发长江，修建举世瞩目的三峡水利工程服务。视察都江堰之后，邓小平乘火车到重庆，一下火车就上船开始了视察长江之行。在船上，邓小平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总工程师魏廷峥自然而然地谈论起修建三峡工程问题。邓小平说：“反对建三峡大坝的人有一条很重要的理由，说是建了大坝以后水就变冷了，下游地区水稻和棉花都不长了，鱼也少了。有没有这回事?”

在长江上建造大坝，必须权衡利弊、谨慎从事，一点也不能马虎。基于此，邓小平十分重视反对意见。

魏廷峥答道：“不会有这样的影响。第一，三峡水库按200米正常蓄水位，比原来河道水面只增加一千多平方公里，对气候影响不大，不会有明显改变。第二，水库水温呈垂直分布，长江流量大，可以调节。最重要的论据是丹江口水库，丹江口水库修起来后，汉江中下游解除了水患，粮食、棉花连年丰收，汉江的鱼产量也并没有减少。如果说影响，就是水库蓄水之后，上游冲下来的饵料相对减少了一点。”

邓小平认为魏廷峥持之有据、言之有理，点点头说：“噢，是这么回事啊!”

船过夔门，邓小平到船尾看瞿塘峡进口。对于两个坝址的比较和发电航运、投资、工期、发电机组的制造等问题，他都一一详细询问。船过三斗坪，邓小平站在甲板上，举起望远镜久久地凝望着坝区。接着，邓小平到葛洲坝工地，看望正在施工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他还察看了荆江大堤的防洪形势。

通过实地考察、调查，邓小平得出的结论是：“轻率否定三峡不好”。他不仅肯定了三峡工程在开发水电能源上的巨大效益，而且肯定了三峡工程对防洪的重大意义。他说：“三峡搞起来以后，对防洪作用很大，现在洪水真的来了，很多地方是要倒大霉的。”

邓小平到达武汉后，召集赵紫阳、姚依林、宋平等人到武汉研究三峡问题。他再次谈到建设三峡的效益和防洪问题，并指示国务院要研究三峡建设问题。

在这之前的几个月中，邓小平谈论编制长期规划的意见时，多次强调要开发长江、黄河的水力资源，发展水电。1980年3月19日，他说能源问题是经济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经济建设很难前进。他要求对煤、电、油、水利、沼气、太阳能、风力要全面进行研究、规划。他特别强调要搞水电，认为长江中上游、支流，还有断层地带，黄河中上游，都有丰富的水力资源可供利用。怎样搞水电?邓小平指出，其一，要同外国人合作，和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结合起来考虑，现在就开始，不要等。其二，要同开发西南的有色金属、稀有金属联系起来考虑。5月20日，邓小平对怎样搞水电进一步补充说，联合国货币基金组织借给我们的钱应该主要用在打基础上，如搞水电。至于为什么我国的能源开发应该主要搞水电?邓小平分析道：水电建设虽然周期长一些，但不用煤，成本低，利润高。

在邓小平的关心下，我国水电建设进入了大规模发展的新阶段。关于三峡工程，根据邓小平的意见，1980年8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常务会议，进行了研究，决定由科委、建委组织水利、电力及其他方面的专家进行论证。

1982年7月26日、10月14日，邓小平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六五”计划和长远规划时，再次提到三峡工程强调搞水电。他指出，大的建设项目要加快前期工作。三峡已做了不少工作，当然这样大工程不能很快上。煤、电、油项目的前期工作要抓紧，尽快做在前面。他说：“真想搞建设，就要搞点骨干项目，没有骨干项目不行。”“火电上不去，要在水电上打主意。水电大项目上去了，能顶事。”

在邓小平描绘的宏图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高峡出平湖”的远大理想，而且，更令人振奋的是这个理想同中国现代化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紧密联系，这个理想向现实的转化在一步步地接近。

1986年，国内外对三峡工程出现了一些议论。

有人在汇报时说：“看了三峡后认为有三个问题：技术、经济、政治。技术、经济问题都可以解决，难办的是政治问题。一些反对的同志，并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有的主要是对共产党有意见，如果将来人大审议时，有三分之一弃权或反对，就成了政治问题。”

对此，邓小平深刻指出：“如果技术、经济可行，还是应该上。上有政治题，不上也有政治问题，不上的政治问题更大。”

1992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进军三峡的序幕终于拉开了!威震华夏的刘邓大军是在黄河流域发展、壮大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之一、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十分重视黄河的治理与开发。

黄河上游，从青海省的龙羊峡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青铜峡，全长918公里，坡陡流急，峡谷险滩众多，水力资源十分丰富。其中，刘家峡水电站是80年代之前我国修建的最大的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于1958年9月开工兴建，1961年因调整基本建设计划而暂停施工，1964年复工，1969年3月第1号机组投产发电，1974年12月工程全部竣工，装机容量122．5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55．8亿千瓦时。1966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偕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视察了正在紧张施工的刘家峡水电站。上午11时许，邓小平等乘坐专列到刘家峡水力发电工程局(现为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所在地——甘肃省永靖县小川镇，在招待所会议室，听取了工程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刘书田关于刘家峡水电站1964年复工以来的情况汇报。然后，邓小平等驱车沿着1720公路来到右岸察看了施工现场。邓小平在察看中提出了“战刘家峡，装盐锅峡，看黑山峡”的黄河上游总体建设规划，为黄河上游连续进行大规模、滚动式开发指明了方向。

不仅三门峡工程、刘家峡工程留下邓小平视察的足迹，黄河上其他水利工程也留下了他操劳的心血和考察的身影。1960年2月18日，邓小平楷同彭真、刘澜涛、杨尚昆视察了黄河花园口水利枢纽工程。1964年4月上旬，邓小平视察内蒙古自治区，到黄河边的巴彦高勒观看了河套水利枢纽工程。邓小平深知水是生命之源，有了水才能农牧两旺。他对内蒙古自治区负责同志说，搞牧业也得有水，没有水，牧业也搞不起来，要好好规划一下。跑完了内蒙古自治区，邓小平又到黄河下游的山东，重点考察了那里的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工作。他在听取山东省委负责人汇报时说：“台田搞好了也能高产。”“能打机井的地方多打机井。”“要多疏通河道，多做田间工作，不但解决涝的问题，还要解决旱的问题。”“引黄河水问题还未解决，山区、胶东、鲁南要搞水土保持。”邓小平言语不多，但说到水利问题，却讲得很具体。

1979年7月下旬，邓小平到山东视察。在青岛，当他看到几辆消防车不时地在疗养区内来回穿行时，便问：这是干什么的?陪同的青岛市负责人回答说：青岛夏季缺水比较严重，疗养区需从外面运水进来。邓小平听后指着干涸了的喷池说：这么好的风景，没有水就把名声败坏了，条件不具备先不要开放。他还认真询问了青岛居民饮水、工业用水等问题。当他得知居民饮水难时，心情沉重地说：一定要让老百姓有水吃，青岛连水都没有，搞开放旅游业是不行的，无法接待外宾，要赶快解决水的问题。此后，山东省和青岛市政府研究决定实施“引黄济青”工程。经过努力，这一工程于1989年11月竣工，基本解决了青岛市用水问题。

80年代初，黄河大堤亟待重新整修，一批治理黄河的工程正在施工。但是，当时国家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压缩基本建设规模。1981年黄河下游防洪基建投资仅安排了5000万元，邓小平得知后当即表示：“黄河防御22000立方米每秒洪水问题，每年5000万元不行，还要增加经费。你们写个报告，我们可以研究。”在邓小平关心和支持下，中央决定动用国家预备费5000万元，用于增加黄河下游防洪工程费用。当年许多项目压缩停建时，黄河防洪工程建设速度却加快了。这又一次体现了邓小平对黄河水情的警惕，对黄河两岸人民生命财产的责任心。

邓小平不仅仅关心黄河、长江，他热爱祖国的山山水水，每到一地都要号召兴修水利和植树造林。1958年11月初，邓小平到贵州视察。他在飞机上看到贵州好多山上没有树。一下飞机，他就说：“贵州光山多，要搞活绿化。”他看了贵州的自然条件后强调“要搞水电站，先搞小的，每个水电站兼顾灌溉。只要水抓到了，综合利用是容易的”。

他一再指出：“水利概念要改变农田用小型水利来解决，山地以蓄水为主，拼命存水。”1965年12月，邓小平再次来贵州视察。他针对贵州省情，就如何充分发挥山区优势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他对李立省长说：“真正富的是山，这里副业比四川好搞。山多，稍为整—下，收入不知有多少。贵州将来比成都坝子宫，单是种树，就不知有多大收入。林子太少，要大造林。山区要发展林牧业。山上可种木本粮食，如橡子树；木本油料，如核桃。林牧都要配备好品种。”邓小平强调山上多种树，既是为了发展多种经营，也是为了改善山区的生态环境。当他了解到贵州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旱灾，而地下水比较丰富时，又指出“四川的水不流失，贵州的水都流走了，只是洞里有点水。贵州的林木储量有多大?贵州到处可以变林区。”他强调要通过植树造林来涵养水源。

1958年在滹沦河上开工修建岗南水库邓小平给以大力支持。水库建成后，他又直接过问了水库移民的安置问题。1958年5月25日，邓小平和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了十三陵水库的义务劳动。1961年5月10日，邓小平在彭真、刘仁陪同下视察了密云县，对如何发展山区经济，作了重要指示。他仔细询问了密云水库的库容、蓄水量、放水量，他指出，水库这么大，要发展渔业。

对水浇地多少，最高可达多少，能不能用提水方法浇山地等问题，邓小平说，有水才能多打粮，反正每人几年后要有千斤粮，你们要特别注意在平原地区搞好高产。见到有人在山坡烧荒，他提醒大家：要注意水土保持，开荒得有个政策，不要烧山。他要求水库四周的山上要栽树，对种树搞得好的，要奖励。

安徽北部地处淮河中游，为根治淮河水患，开发水利，在大别山区的推河支流上修建了众多水库、水电站。1960年2月，邓小平到大别山区的金寨县视察并参观了梅山水库。他关心大别山区经济发展，询问水库建设造成的淹没损失。他说，山区耕地面积少，山场面积大，要抓好见效快的绿化造林工作，比如福建省山区有一种桉树，成效快，树干直，不妨引进栽培、推广种植。还有其他方面适合山区的多种经济生产，也要抓，不断增加人民群众的收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从1958年9月至1983年8月，邓小平先后5次视察黑龙江，对这个资源大省如何保持可持续发展作出许多重要指示，其中也包括森林保护、治水造林问题。1961年7月，他到黑龙江视察时说：“一棵小树至少能蒸发两吨水，一棵大树可蒸发8吨水，森林就是最好的水库。”他高度重视林业对水利、保护环境的作用。在大庆，他强调在保护好环境的前提下搞开发。井边要多栽些树。树吸收水分，每棵树就等于一个小水库。在林区，邓小平强调要边伐边育保持平衡。他谈到森林保护时举例说：“陈老总从日内瓦回来，说瑞士像个花园，几百年来都有一个法律，砍一棵树要种活三棵，否则犯法。我们也应当立个法。”他还指出：“你们是个大林区，还要分散造林，可利用一切空间地方，搞经济林。”

1978年9月。邓小平到黑龙江视察，针对大庆油、气、化工污染严重的状况，指出：“我们的化学工业‘三废’问题都没有解决好。”要求大庆“一定要把‘三废’处理好。”他听说大庆搞了32万亩耕地，很高兴，指示：“要挖土地潜力多种树。农业机械化，节约下人力种树，还可以种草，发展畜牧业。草原可以改造，排水，搞条田，方田，要改造草原。”针对农业问题，邓小平强调必须坚持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防止过量开荒造成环境恶化。他说，韩丁非常诚恳地提出一些意见，他举了世界10多个国家开荒的情况。有的没有搞清，开了荒得不偿失，引起气候变化。黑风暴、风沙。可以开荒，采取江苏启东一带建台田的办法，一条田、一条水，像是建成岛子，一块一个岛屿，这样方法可以把水分保存起来。你们开荒方针怎么定的?后果如何，要搞一些调查研究，科学的处理。邓小平就是这样重视水，重视林，重视生态平衡。

1981年8月，邓小平到新疆视察。他关心新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也关心新疆的水利和造林。在天池，邓小平静静地伫立湖畔，深情地远眺着耸立在云烟上的博格达雪峰和眼前一泓碧水，对身边陪同的同志说：“风景不错，要保护。

要发展旅游。”在吐鲁番，邓小平视察了防风林和坎儿井。他接见吐鲁番地区党政领导同志，指着郁郁葱葱的树林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要发展水利，要带领群众多种树，改善生产、生活环境。”

1981年夏天，四川、陕西等遭受了严重水灾，长江、黄河上游都出现特大洪峰，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水灾发生后，邓小平惦记着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危，思考着治本之策。

9月，他特地找到万里并对万里说，最近的洪灾涉及到林业，涉及到木材的过量采伐。看来中国的林业要上去，不采取一些有力措施不行。是否可以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项议案，规定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中国公民，每人每年都要种几株树，比如三至五株，包栽包活，多者受奖，无故不履行此义务者受罚。总之，要有进一步的办法。

10月19日和11月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连续两次召开会议，讨论贯彻邓小平关于植树造林的谈话精神，一致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并由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决议(草案)。12月13日，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以法律形式为每个适龄公民规定了每年植树三至五株的义务。邓小平是义务植树的身体力行者。每年植树季节，他都要拿起工具，参加植树造林的行列，履行一个普通公民的义务，为中华大地添绿色。1982年植树节，他带领家人到西山植树。1983年、1984年，他先后两次到十三陵中直机关造林基地参加植树劳动。1985年、1986年、1987年，他三次在天坛公园植树。1988年和1989年，他先后在景山公园和亚运村参加植树劳动。在厦门万石岩植物园、深圳仙湖植物园也洒下邓小平植树劳动的汗水。邓小平如此重视植树造林，是因为他看到植树造林是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方面，是防治水旱灾害的根本之策，是保持生态平衡、美化生活环境的重要之举，是功在当代、造福万代的伟大事业。

从1981年邓小平倡导全民义务植树，到1991年整整10年。这10年群众义务植树共达100多亿株；“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累计造林1．63亿亩，肆虐多年的风沙初步得到控制；万里海疆的沿海防护林工程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国人工林保存面积达4．6亿亩，居世界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