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年内,国际石油价格急速下降,影响着国际政治和经济的新格局。本轮油价经济直接因素来源于需求、供给、预期、美元汇率等四个方面,但是本次油价下跌深层次因素来源于地缘政治和全球能源体系深层次革命,即基于低碳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两类的分野出现,国际地缘政治大国博弈朝着对不利于传统石油生产国和高碳发展中国家方向发展。
油价下跌对美国带来了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美国已经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能源型国家,同时主要的能源机构如IEA、纽约期货市场等都是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手中。这些机构通过发布信息或者隐藏关键信息来影响金融市场上主要的投资者,从而推动原油价格向着美国所希望看到的方向发展。所以无论是石油的政治方面还是石油的金融方面,美国都有能力影响石油价格走势。低油价有利于美国再工业化进程和制造业回归计划。负面影响首先是“沙特打压美国页岩气”成为自我验证的预言,影响美国和中东关系;其次是美国经济日益和中东脱钩,进一步造成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回归。
低油价影响了俄罗斯的对外议价能力和能源战略,俄罗斯很难通过变更油气运输路线对中亚的油气生产国和欧洲的油气消费国施加影响,获取地缘政治影响力。中东产油国如同俄罗斯一样,收入受到影响,财政压力日益增加。长期低油价势必造成国内不满情绪和不稳定因素上升,中东地区变得更加混乱。尼日利亚将出现财政危机,并可能蔓延到其他产油国。
由美国页岩气革命带来的国际油价下跌,将提升主要石油消费地区的经济增长,欧盟、日本的实际GDP增长分别提升1.1和1.3个百分点。而中东、俄罗斯、南非等国的经济增长则受到一定的负面冲击。各国物价水平也因油价的下跌有所回落,给各国货币政策宽松带来空间。得到国际油价下降10%,则我国CPI下降0.18%;年均实际GDP增长速度提高0.12个百分点。我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将上升0.16个百分点。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由于国内市场受进口原油的替代,其产出下降1.3个百分点。
从短期来看,石油价格的低位波动将会成为未来的一个新常态。首先,能源博弈主导权仍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但新兴大国作用上升,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全球资源博弈中去。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取决于其能否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掌控新能源第三,世界能源的关键词是促进能源投资、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应该积极参加全球资源投资,进行全球布局。中东、非洲、里海以及一些重要的能源枢纽通道都面临着缺乏投资的问题,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能源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日趋上升。中国积极参与能源贫困治理有利于促进南南合作,提升中国影响力,促进中国电力能源企业海外新机遇。德班会议之后,对能源的环保限制将会列入联合国法律框架之内,如航空航海碳税、资源税、对外能源投资环保门槛等。中国必须积极参与新的规则建设,避免能源行业碳关税影响中国能源发展。第四,中国需要高调融入并争取引导全球能源治理,加强能源安全领域的公共外交。中国应充分认识自身的资源优势(生产和消费)、地缘优势和外交优势,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灵活开展全方位多领域的资源战略,逐渐把中国庞大的消费地位转化为国际能源体系的影响力。
西方主导的国际资源体系和我国日益上升的消费地位虽然存在矛盾,但过去30年来整体对我国有利。随着中国实力提升,我国应从以前的“被动接受者”逐渐转变为“积极影响者”。随着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中国需要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投资环境恶化的风险。据2014年加拿大Fraser研究所对全球112个国家和地区矿业投资环境排名,“一带一路”国家除泰国(第50名)外,其他国家均在60名以后,而且俄罗斯和蒙古国两个国家排名均在100名左右。由于矿业投资产业链长、涉及范围广,因此风险种类也多。除了面临技术风险和矿产品价格风险、汇率风险等市场风险外,矿产投资还面临政治、法律政策、劳工、环境以及社区关系风险等。
与此同时,《巴黎协定》和油价成为共同的热点。《巴黎协定》延续了《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首次将“1.5℃”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首次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确认了所有缔约方“自下而上”提出国家自主贡献的减缓合作模式。《巴黎协定》首次将全球气候治理的资金与减缓、适应并列为行动目标,所有国家都要考虑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流动,一方面模糊了资金支持对象,另一方面也将各国国内的资金流动纳入了考虑,强化了对各国的透明度要求。
对比油价和气候变化,还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值得思考。世界经济、中国经济中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发达国家制造业或许正在启动一轮低碳经济革命。
如果这是真的,过去那些用来衡量经济世界的标志性因素很可能需要做出重大调整。比如世界航运业的低迷将长期化,发达国家的就业结构也可能要发生重大变化。随着欧美日有意或无意推动的去中国模式化进程,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出现问题,低碳经济对于中国会不会造成新的技术鸿沟?这个技术鸿沟的形成和扩展,会不会造成对中国的新贸易壁垒?
(作者:于宏源,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