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在北京举办以"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标准引领 健康驱动"为主题的2025中国蓝天观察论坛，现场发布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研究团队共同完成的最新成果《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研究系列报告》，包括《中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达标路径分析》《中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的经济影响评估》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国际案例研究》的系列研究成果，揭示了不同新标准情景下的达标路径、减污降碳协同效益与宏观经济影响，并提供全球最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的动态与国外实践，可为我国迈入新标准阶段提供科学参考。
我国现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于2012年修订发布、2016年全面实施，后又在2022年启动了标准修订相关工作。国务院于2023年11月发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启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及相关技术规范修订研究工作"，科学有序推进标准修订箭在弦上。
锚定"美丽中国"环境持续改善目标，修订PM2.5年均浓度标准限值
自2013年以来，我国实施了三轮清洁空气行动，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大幅削减，实现空气质量历史性改善并带来可观的健康效益。为持续提升空气质量，修订提高标准的需求明确、呼声渐高。尤其是自2020年以来，全国整体PM2.5年均浓度连续五年达标，PM2.5达标城市比例突破七成，现行标准限值对已达标城市的引领作用明显减弱。此外，世界卫生组织（WHO）于2021年发布新版《全球空气质量指南》，将PM2.5年均浓度指导值由10μg/m3收紧至5μg/m3。对标之下，我国现行PM2.5限值偏高，亟需通过标准修订进一步强化以健康为导向的清洁空气政策行动。
围绕"标准修订为何种水平更为科学合理、采用何种达标路径更具可行性、实施新标准能够带来多大环境-气候-健康综合效益及其对各部门的影响"等关键问题，《中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达标路径分析》在系统梳理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与区域差异的基础上，提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的情景目标值与阶段性安排建议，构建了近中期可达的新标准情景，并建立了可实施的达标路径，评估了减污降碳协同效益与健康收益。
"随着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标准也需要升级。基于当前空气质量与减排措施，我们开展了一些情景研究，将25μg/m3作为新的空气质量标准限值作为一个参考目标，可以实现更大健康效益与持续改善的引领作用。"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提出，25μg/m3既是"美丽中国"建设提出的2035年目标，也是WHO第二阶段过渡目标（IT-2）。基于这个目标情景，我们也研究了"分阶段、分区域"的达标路径--充分发掘各部门结构调整和能效提升减排潜力，与末端治理协同发力，到2030年全国339个城市和长三角地区PM2.5浓度平均值可率先达到目标限值；进一步加大电力、工业与交通等部门的结构性调整和能效提升力度，充分挖掘结构性措施的减排潜力，到2035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和汾渭平原的浓度平均值也有望低于目标限值，最终形成"先进地区先行、重点区域攻坚、全国梯次推进"的总体格局。
为确保上述路径落地见效，报告还建议聚焦能源、产业与交通三大领域的结构调整措施，通过加快能源结构优化、优化供热与终端用能体系、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布局优化、以交通结构优化和清洁化终端为抓手等"组合拳"，可对接新标准的达标需求，并实现健康效益最大化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增益。
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过程中，如何在环境改善目标与经济可承受能力之间进行权衡，始终是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公众关注的核心问题。对此，《中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的经济影响评估》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展开对四类标准修订情景的宏观经济影响评估及成本效益分析，也即2030年与2035年分别实现PM2.5年均浓度20?g/m3和25?g/m3目标的情景。借助科学工具系统评估不同标准路径下的政策效益与经济成本，报告为标准修订提供了量化证据，也揭示了不同政策选项之间的权衡关系。
"实施更严格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短期内会对经济产生一定压力，这主要是因为更严格标准会造成各部门污染减排支出的增加，以及生产性投入的挤出。"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世秋坦言。但更要看到，标准加严不仅会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高污染行业产出下降，低污染行业产出有所提升，同时也能驱动能源结构转型，推动电力部门向清洁能源转型，体现为煤电占比下降、清洁能源发电占比增长。此外，健康效益在治理力度较小时表现有限，随着政策力度加大则呈加速增长趋势。
研究的成本效益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尽早发布并实施更严格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具有更显著的净效益。虽然相较于宽松的标准，实施更严格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会带来减排综合经济成本的上升，且成本大小与标准严苛程度、达标时间早晚紧密相关。但在结合健康效益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后发现，在中长期，随着健康效益的持续释放，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提高的净效益表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尤其在标准更严格、达标更提前的情景中更为显著。
基于研究结论，报告建议分区域、分阶段推进标准升级并构建动态调整机制，鼓励部分地区先行示范；优化产业与能源结构，强化重点行业技术升级，加大对煤炭、化工等行业绿色转型支持；通过技术改造补贴、环保设备投资抵税等方式降低企业减排成本压力；建立差异化成本分担与效益共享机制，对减排任务较重的地区和行业给予转移支付；立足长期效益，平衡短期成本与长期效益，通过逐步提高标准严格度、提早实施修订标准、配套分阶段实施策略与成本分担机制以降低短期的经济冲击，最终实现空气质量改善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值得关注的是，围绕国际最新的标准制修订做法及经验进行借鉴，对于探索形成我国制度化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制修订方法，同样有着正向意义和积极作用。为了提供科学参考的平台、搭建互学互鉴的桥梁，《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国际案例研究》梳理和总结了美国和欧盟在最新一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方面的做法与管理实践，并进行对比分析。
据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中国空气质量项目总监张伟豪介绍，在WHO发布新版《全球空气质量指南》对包括PM2.5在内的多种主要空气污染物的指导值和过渡目标值进行调整后，美国与欧盟紧随其后，在2024年先后完成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修订并发布新标准，分别将PM2.5年均浓度限值收紧至9μg/m3和10μg/m3。本研究围绕标准修订的触发因素、制度与决策流程、科学评估框架、成本效益评估等内容，对美国和欧盟的实践展开深入分析，并探讨共性与差异，可为我国乃至更多其他国家完善自身标准体系提供有益借鉴。
报告显示，美国依据其高度制度化的标准审查机制，依法每五年对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进行系统评估，依据最新科学证据决定是否修订，2024年修订还叠加了由政府更迭带来的政策转向等因素；欧盟修订更多由宏观战略与国际共识驱动，此次是为响应绿色转型与对标WHO指导值进行调整。美国施行由行政机构主导的专业化评估机制，过程强调科学性与公众参与，兼顾专业性、规范性和社会接受度；欧盟遵循强调政治协商的立法程序，修订过程以影响评估为基础，广泛征求公众和利益相关方意见，程序较长、易受影响。美国采用以健康影响为核心的科学评估体系，明确排除经济成本考量，强调对易感人群和弱势群体的保护，并系统纳入环境公平分析；欧盟依托兼顾多重影响的综合评估框架，包括在实现环境与健康保护目标方面的有效性、成本效益方面的效率表现、以及在环境公平等方面可能带来的社会分布影响等，追求多目标平衡。美国进行与标准制定相独立的成本效益评估，其作用在于提升政策透明度、支持后续实施与沟通，而非直接影响限值设定；欧盟将成本效益分析嵌入政策制定的核心环节，是支持指令修订进行的影响评估的核心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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