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改革与产业创新

企业改革与产业创新

——2014（第十届）中国能源战略投资论坛上的讲话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陈清泰

大家早上好，今天在座的都是能源行业的专家以及能源生产、能源投资方面的企业家。我想就中国能源战略转型的背景讲一讲关于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方面的几个问题。我想谈四点：第一，追赶型经济与创新型经济；第二，我国已经进入创新活动的活跃期；第三，构建创新驱动的产业生态；第四，创造适应经济转型的金融生态。

一、追赶型经济与创新型经济。较长时间以来，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的追赶期，其主要任务就是发展基础设施、能源、基础原材料、基本生产品和基础制造业。这是一个以投资驱动并消耗大量资源的产业跟踪的过程，目的是建立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铺底经济存量”，这个时期有几个特点：

第一，重复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过程，并有现成的模板可以模仿；

第二，经济社会对同质化的基础性产品和服务具有刚性需求，这种需求可以进行预测，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信息优势；

第三，所需要的是成熟技术，可以从国际市场多渠道获得；

第四，这些产业的发展涉及国土资源的规划，涉及到政府普遍服务与政府的基本职能，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第五，这些产业和产品的投资规模特别巨大，规模效应特别明显。正是有如上的这些特点，使得“政府主导、举国体制、依托国企、大规模投资”的“半市场发展模式”发挥到了极致，并使我们较快的走过了经济发展的追赶期。

由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相对迟缓，许多产业已经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在既有产业持续的过量投资，产业超常规的过剩；二是很多产业逐渐进入了竞争的前沿，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引进和模仿，依托既有技术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继续前进已经找不到方向。华为老总任正非在2010年说过，“我们已经走到通讯装备这个行业的前沿，以前靠西方公司引路，现在我们也要引路了”。但是更多的企业，他们没有以自主创新来弥补引进和模仿的缺口，像华为一样“挺身引路”。他们或者陷于过度投资的泥潭不能自拔，或者开始远离制造业，转而投资房地产和虚拟经济。实际上我国已经进入了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而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与追赶期的增长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概括地讲，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创新是基于市场导向的、由企业家精神铸就的，它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政府无法预知未来，它不是政府规划和审批所应涉及的范畴，只能由市场主体分散决策，独立决定想做的事；

第二，竞争性市场是创新的平台。市场为创新提供导向、激励和溢价变现的通道，消化试错成本，并分散失败的风险。尽管创新可以造就谷歌、苹果和我国的华为，很多创新也会取得或大或小的成功，但是更多的创新是以失败告终。但市场的强激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和投资者甘愿冒失败的风险而倾心于创新。

第三，创新是打破市场均衡，创造新的技术和新的市场体系的过程，同时也是试错的过程。创新的方向无法准确预判，只能在大量进入者竞相探索中日益明朗，使成功者脱颖而出。此时应该鼓励而不是限制新的进入者。

第四，新的创新会冲击旧的创新，并引发新旧替代，加速企业和产业的业衰和劳动力的流动。数码摄影的进步，甚至使柯达这样的百年老店走向破产。

第五，中小企业是创新的生力军。大公司试错成本高，它本能的追求成功率和稳定性。而中小企业试错成本低，决策机制灵活，它们更敢于冒险，在新技术、新产品中担当探路者的角色。

第六，灵活的融资方式是创新的助推器。

完善创新驱动的产业生态环境，不仅涉及诸多适合投资驱动，而不适合创新驱动的政策的转型，更加关键的是经济体制必须由“半市场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认真贯彻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是中央向社会发出的强烈信号。

二、我国已经进入创新活动的活跃期。进入新世纪，国家鼓励技术创新的政策逐步落实，政府的科技投入逐年增加，各地科技园区较快发展，针对技术创新的金融服务逐步跟进，使技术创新活动日益活跃。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最近一份报告指出，中国2010年起，研发投入仅次于美、日，居世界第三。去年全社会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2%，“十一五”期间发明专利授权数年均增长31%。万名研发人员发明专利授权数由152件上升到312件。我国研发人员素质提高是创新业绩提升的内因，对科学家、工程师的培养和供应能力，正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一大优势。

2012年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同比增长了19.2%，新产品收入增长9.9%。近十年，中国教授、工程师、研发人员快速增长，大学生和研究生毕业人数快速增加，人力资源逐渐充裕。创业板的开启极大促进了风险投资，产业基金的设立和发展，科技人员自主创新，留学人员归国创新形成气候，科技型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迅速发展，创新成功率较快提升。中关村管委会估计，该区约有1000家科技型企业达到或者是接近创业板上市的条件。深圳数据显示，符合创业板上市条件的后备企业超过1000家，对其中300家已经开始跟踪服务。深交所研究人员判断，我国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井喷阶段”。一位风险投资的合伙人称，国内创新型公司及风险投资面临百年不遇的历史机遇，成功率高于成熟市场。随着越来越多优质技术创新公司的涌现，各行各业都有望出现自己的华为和中兴，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可靠基础。华为、迈瑞等代表性的科技型创新公司，它们的研发投入通常占销售收入的10%甚至更高，而基于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的销售毛利率可达30-60%，形成可持续的良性循环。

实际上，我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已经由低成本一般制造，转化为低成本研发和低成本复杂制造的“双低”优势，其中“智力密集程度”一般发展中国家做不到、“技能劳动密集程度”发达国家做不起的领域，是我国产业放手发展的广阔空间，是中国产业和企业挤入全球领先地位的亮点，这是分析国内外因素可以做出的重要判断。它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对我国的产业和企业产生较大的影响。

现在，在一些领域，比如说超级计算机、高铁、第四代核电、新一代无线通信、信息搜索、电子商务、高速无线局域网、集成电路设计等，我们已经进入了前沿，并由跟踪者向技术自主和领跑者的角色转变。种种迹象显示，我国创新资源短缺、投入不足的局面已经改变，进入了科技创新活动的活跃期，已经到了由技术模仿、跟踪，转向主要依靠自主创新求发展，进而向产业发展制高点进军的发展阶段。

三、构建创新驱动的产业生态。在中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今天，认真体会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的观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种观点认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是持续创造新的经济结构，击败旧的经济结构的过程。而这种结构的创造和破坏，主要不是通过价格竞争，而是依靠创新来实现。每一次大规模的创新，都会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并建立起新的生产体系。对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动态失衡是健康经济的常态，而企业家正是这一创新过程中的组织者和始作俑者。因为通过创造性破坏市场均衡，才能出现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可以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核心是依托技术进步，是全社会的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和存量资产动态的流向高生产率的部门。就是不断的更新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使得高效生产力不断取代低效生产力，高效企业取代低效企业，高效率就业岗位取代低效率就业岗位，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是来自效率的提高，而不是资源的消耗。

在经济增长扩张的阶段，基本就是各个企业增加值的总和。进入产业结构升级阶段，经济增长则是高效率产业和企业的产生和扩张，抵消低效率产业和企业的萎缩与关闭后的增量。竞争是效率的源泉，尽管竞争可能造成重复投资和企业倒闭，看似浪费，但是竞争会激励高效企业的扩张，淘汰落后企业。正是持续的新旧接替才能保障经济效率的不断提升。如苹果智能终端的出现顿时使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等从皇冠上坠落，但电子信息产业却向前跨了一大步。因此，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就要创造条件，鼓励既有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新兴企业的进入和扩张，同时应该加快曾经辉煌的已经落后的产业和企业的退出。目的就是要使失去竞争力的企业所占有的有效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土地等流向高效率的部门，确保全社会的资源平均效率始终处于上升之中。就是说，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高效生产力不断产生和扩张，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和退出将成为常态。为此需要建立“生得顺利，退得顺畅”的产业生态，才能保持经济活力。

美国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危机之后，一些巨型公司轰然倒下，比如雷曼兄弟公司破产、通用汽车公司破产重整、摩托罗拉移动被谷歌收购、柯达破产，英特尔等一批巨型公司大规模并购、重组等陆续发生，经过这一轮的调整，加上脸谱、特斯拉等新兴公司的产生和智能移动终端、3D打印、页岩气等革命性新产品和新兴产业的兴起，美国政府没有太多直接干预，即便那些巨型公司破产和重组，也没有对社会造成大的动荡。重要原因是美国已经建立了完备的承接企业生生死死的“基础设施”，形成了创新的产业生态，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我国企业的生生死死已渐成常态，这也是经济活力的重要体现。

市场竞争会引发过剩，但是市场自身有修复能力，近十年我国众多产业超常规过剩，而且政府越压越过剩，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思考。首先，我们可以看看产业升级的过程，在一个地区或者是行业开始的时候单位资本投入可以获得很高的收益，此时会吸引大量新的进入者，但是资本投入增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增加单位投资，他的收益就会减少，也就是所谓边际效益递减，此时某些企业不得不考虑退出市场，而另外一些企业谋求通过创新来改变局面。当多余的竞争者成功地产生创新便会立即使产业效率再次提高。这种过程会不断在循环。所以说，每一次萧条都会使企业重新洗牌，并且会孕育出新的创新。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并没有建立起保障企业生生死死的发展生态，使得企业的退出变得非常困难。这就导致企业“生得难，死得更难”，存量生产要素基本不具有流动性，建立起能使企业“生得顺利，退得顺畅”的体制和生态环境已经成为经济转型绕不过去的问题。我们应该借鉴90年代那一轮结构调整的经验，再次推进本次调整的同时，应该着眼于进一步完善企业的产业生态。比如要改变半市场经济的状态，把竞争政策提到足够高的政策高度，提高竞争强度，破除行政垄断、区域市场分割和所有制鸿沟，消除市场进入壁垒，保障竞争的公平性。改革基础生产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使其反映稀缺程度，提高产业和产品的技术、能耗、环保标准，倒逼产业结构升级，应该推进国有企业资产化，改善国企的经营机制和治理机制，改变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等的竞争机会，完善再就业机制，保障劳动者的流动能力，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还要修改破产法，制定破产法实施细则，建立企业再生机制等等。只有完善了企业的生态，才能使企业“生得顺利，退得顺畅”。

四、创造适应经济转型的金融生态。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顺利发展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能否有更多的资本和资金流入。有统计显示，2008年，以色列人均风险资本投资是美国的2.5倍，是欧洲国家的30倍，是中国的80倍，是印度350倍。这个只有750万人口的国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数量比加拿大、日本、中国、印度和韩国之和还要多，以色列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创新的国度，包括风险投资在内的良好金融生态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目前我国创新资源迅速增长，有专家评估我国科技创新正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政府应该进一步鼓励风险投资，特别是偏早期的天使投资和孵化基金，风险投资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弥补银行信贷失灵，更加不可忽视和不可替代是他们针对各类项目的市场判断力和产业化筛选能力，以及他们对创新企业在治理结构、决策、改进管理等方面的辅导服务和引领作用。

科技创新型企业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得到了各国政府的融资支持。美国中小企业投资公司、日本中小企业投资育成公司、以色列TOZMA风险基金和台湾省的育成中小企业开发公司等，这些有政府背景、按市场方式运作的“创业投资引领基金”都以较大的杠杆效应增加了对创业创新的资本供给，成为活跃创新的一种催化剂。

实践证明，对于新兴产业的选择、创新以及新技术前景的认定，不是政府之所长。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能力、资本配置和监管，包括股权在内激励机制是经济转型一个关键因素。从一定意义来说，经济转型就是资本配置的转型。这一转型的进展决定经济转型的进程。近年，我国风险投资和产业基金有了较快发展，特别是创业板的推出使创新企业发展环境有了较大改善。但是与发达国家较完善的金融体系、中小企业政策性融资和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支持体系相比，我国创新型企业的融资环境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应该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针对创新创业发展的不同发展阶段，量身定制融资工具，形成不同融资方式和退出机制。资本退出不畅，进入就会受损，就不能形成资本的良性循环。腾讯、百度、新浪、土豆等一大批具有前景的互联网新兴产业纷纷在境外上市，是本国市场的损失。最近阿里巴巴正在讨论从美国上市，我想这对中国来说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很酸的味道。进一步研究创业板上市应该由核准制改为注册制，取消必须盈利的门槛，较大幅度增加上市企业的数量，真正发挥创业板的激励创新的作用。创新创业企业都进入主板和创业板是不太可能的，要开通和完善三板和四板市场，支持不同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和分流的需要。

技术的“产生”重要，技术的“流通”同样重要。创新型企业不一定都得一直做到最终产品和产业化。创新的技术发展到哪一个阶段，作为技术要素都有它的价值，都有它的买主。要建立和完善技术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和并购市场，使各个阶段的技术或连同企业一起都可以通过市场来变现。

最近，特斯拉汽车公司的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特斯拉汽车公司是斯坦福大学一位硕士马丁•艾伯哈德创立的。次年，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硕士辍学生马斯克以风险投资的身份来加入。特斯拉成立之后，进入研发和创新的烧钱过程。它十年之后才开始盈利，上市前的八年在没有任何盈利情况下，它获得六次资本投资，这样才使公司的创新没有中断，特斯拉是PE和VC孕育的结果，是资本市场的创新。2010年6月，公司在亏损1.5亿美元的情况下，以每股17美元上市，募集资金1.84亿美元，上市后尽管公司还在亏损，但此后的两年间又三次定向募集，一次公开发行，股价上涨了60%。到去年一季度开始盈利，随后股价飙升。到去年9月，它已经上涨6倍，达到每股166美元，市值超过150亿美元，给股东创造了可观的价值。

一个专业投资咨询公司评论，他说特斯拉的创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用硅谷的方式而不是底特律的方式，彻底改变乃至颠覆汽车制造行业，改变人们的价值体验。特斯拉以不拘一格的电动车产品和销售模式，在进入市场的短短期间给同行业制造了不少麻烦，使特斯拉成为汽车制造商的苹果。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点，一是风险投资对于前沿技术的机会潜力有敏锐的发现能力，有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强烈意愿。这些特质使它们成为不断产生的技术变革的推手。当一家公司还没有任何盈利，无法获得商业贷款，无法获得政府支持的时候，风险投资充当了援军的角色，源源不断地给新兴产业输送活跃的资本和辅导，鞭策企业走向成功。二是资本市场是资本资源配置的中枢，特斯拉从襁褓走入资本市场，就进入了快速成长期。华尔街那些精于新兴产业行业研究的分析师，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企业理解新公司的价值，而投资者在市场中练就的发现价值能力，使他们更看中公司的未来，而不是眼前的盈利。加之资本市场的“宽进入、严监管”的灵活融资制度设计，促成了资本市场强大的配置资本的能力，前期的谷歌、近期的脸谱和眼前的特斯拉等都在重复着这样的故事。一方面以强激励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投向创新和创业，另一方面也激发VC和PE等专业投资机构以更高的热情大显身手。

我希望借助三中全会的东风，使我国的资本市场在推动经济转型中更加给力。我就讲这么一点意见，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