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回忆录（1928-1983）

李鹏，男，汉族，1928年10月生，四川成都人，194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3月参加工作，前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水力发电系毕业，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曾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代总理、总理、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五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内容简介：

《李鹏回忆录(1928-1983)》是李鹏同志亲自撰写的一部自传体书籍，时间跨度从1928年至1983年，共55年。本书详细记述了这一时期李鹏同志的人生经历，包括动荡的童年、少年时期在延安成长、从延安到东北、在苏联学习水电专业、在电力系统工作等。

在电力系统工作的28年中，李鹏同志在水电、火电、供电和电网等各种专业上都工作过，做过技术、行政和党务工作。1981年担任电力部部长。

本书分为16章，共计48万余字，并配以130余张照片，其中大部分内容是李鹏同志的回忆，其余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李鹏同志父母亲的传记、李鹏同志的日记和工作笔记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文献等。

《李鹏回忆录(1928-1983)》内容翔实，感情真挚，语言质朴，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画卷，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对党史、国史研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前言(节选部分)

一 我的出生

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我的父亲叫李硕勋，母亲叫赵君陶(原名赵世萱)，他们于1926 年8 月在上海大学结成良缘，成为一对志同道合、相亲相爱的革命伴侣。从他们的结婚照片上可以看出，母亲坐在一个大椅子上，相貌端庄、温柔文雅，父亲坐在母亲身旁，身材修长，刚强坚毅。这张照片我母亲一直珍藏在身边，这是她幸福而永恒的纪念。

说起父母亲的相识，还有一段往事。那是在1925 年3 月，我父亲在上海大学读书。当时的上海大学是我们党参与创办的一所学校，培养出了大批党的干部，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张太雷等都曾在这里任教。有一位同学叫阳翰笙，他患有胃病，组织上安排他和李硕勋、刘昭黎、雷晓晖等几位同学一同到杭州养病并补习功课。他们四人在西湖边的葛岭山上租了一套四间屋子的平房，自己动手做饭和料理日常生活事务。杭州风景秀丽，气候宜人，阳翰笙的病一天天好了起来。我父亲随身带了许多关于马列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书籍，在那里苦心阅读钻研。有一天，雷晓晖碰到一个叫钟复光的同学，就邀请她来西湖的住处。钟复光后来嫁给了上海大学的一位教社会科学的教授施存统，他们的儿子就是新中国成立后著名的作曲家施光南。过了几天，钟复光来到了葛岭山上的住处，和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位20 岁左右的女学生。钟复光介绍说：这个女孩子叫赵世萱，是赵世炎的妹妹，从北京来到上海，准备明年报考上海大学。就这样，我的父亲和母亲相识了。以后他们同时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他们经过相识、相知，互相萌发了爱慕之心，在第二年8 月结为终身伴侣。

我的母亲非常喜欢杭州，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湖秀丽的风光，还有她对父亲的无尽怀念。母亲晚年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她还是想回杭州再看一看那令人牵肠挂肚的地方。1982 年她终于如愿以偿，在西湖边上的一家休养所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光。

1928 年10 月20 日，也就是农历九月初八，我出生在上海法租界明德里15 号。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受党中央委派，正在浙江省从事党的白区工作，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军委书记，后又任省委代理书记，所以未能陪伴在母亲身边照顾她。过了半年，到1929 年3 月，我父亲才奉中央的调动，回到了上海。这时候我已经快半周岁了，父亲见到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心中自然十分高兴。他就问母亲：“给他取名字了吗?”母亲说：“还没有呢，等你来取呢。”他好像胸有成竹，说：“他在我们李家属于‘远’字辈的，就叫李远芃吧。”我母亲不假思索念出了白居易的一首诗《贺雨》，其中有两句是“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我父亲说：“‘芃’代表草木茂盛的意思，这说明我们家又多了一个革命的后代，我希望他能够像茂盛的草木一样，永远扎根在中国人民的土地上。”就这样，我的名字就定下来了，叫李远芃。后来，我12 岁去延安的时候，蒋南翔帮我改名为李鹏，一直沿用至今。

二 我的家庭

我的父亲李硕勋于1903 年2 月23 日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庆符县(今属高县)，我的祖父叫李天祺，祖母叫何圣熙，我都没有见过。我们家在当地是一户比较富裕的家庭，我的祖父是做生意的。据说我的先辈是从湖北省麻城县移民过来的。早在明末清初，由于战乱和疾病的影响，四川省人口锐减，清政府动员邻近省的老百姓移民到四川，耕种土地，减免税赋，让四川重新发展起来。我在麻城的祖先李朝翰从麻城迁移到四川庆符县。家谱中记载，四川李氏从第一世李朝翰一直传到我这一辈“远”字辈。后来在湖北省麻城县也发现了李氏家谱。家谱上说，这个家族的第十代有一个男丁名朝翰，后迁移到四川，他的出生年月是明万历十二年。这样，两份家谱就对上了。麻城的父老乡亲们听说我的祖籍是麻城，都很高兴。当地的县领导多次到北京来看望我，希望我能回老家看一看，我也有这个愿望。2002 年5 月，我终于如愿以偿，和朱琳一起回到了麻城老家，来到我的祖籍地李家坝，去李家祠堂祭拜了李氏祖先。

李硕勋从庆符县小学毕业后到宜宾上中学。那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后，他积极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和抵制日货的斗争，并接受了进步思想。他和阳翰笙是好友，两人都认为宜宾消息闭塞，就到成都考上了四川省立第一中学。在1921 年的这段时间里，他们接触到许多新的进步思想，其中包括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给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们结识了吴玉章，钦佩他的革命思想和渊博知识，多次向他请教，思想上受到很多启迪。吴玉章是同盟会会员，当时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任校长。共产党员王右木也向他们讲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事情。李硕勋、阳翰笙和其他同志共同组建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

因为搞爱国学生运动被发现，李硕勋、阳翰笙等人被四川当局通缉。他们不得不在1922 年11 月离开成都，坐船到重庆。阳翰笙在离开成都时写了一首诗，反映了那时他们的心情。诗中写道：“锦江之水清又清，水底游鱼分外明。不怕虎狼爪牙至，一帆东去自由身。”年底，李硕勋又从重庆到北京，进入弘达学院(即今北京市二龙路中学)学习。随着国共两党合作，实行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共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革命力量中心已转移到了南方，李硕勋和阳翰笙又到了上海。他们在1924 年都考入了上海大学。我父亲在上海大学接受了系统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并于1924 年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我的母亲赵君陶于1903 年1 月17 日出生在四川省酉阳县①龙潭镇，她原名赵世萱，后改名为赵君陶。我的外祖父叫赵从善，外祖母叫陆碧莲，他们是从江西南丰县迁到龙潭镇定居下来的。酉阳位于四川的最东南部，是一座千年古城，交通十分闭塞。全县大部分是山区，唯有龙潭镇这块地方有酉水经过，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是一块富饶的地方。从四川的东南五县要到外地只能走水路，经过酉水，进入湖南省的沅江，然后再进入长江。

我的外祖父赵从善在江西的时候家境十分贫寒，他给一位桐油商人做徒弟，这位桐油商人带着他经长江到了四川酉阳。那时候桐油商人的生意做得还不错，逐渐积累了一些财产。但是他年纪大了，膝下无子，看赵从善身强力壮，做事勤快，为人忠厚老实，临终的时候把所有的财产和桐油生意交给了他，要他好自为之。这样，我的外祖父接管了这位桐油商人的全部家产，继续做桐油生意。他精于管理，生意越做越大，赚了不少钱，后来在龙潭镇购置了200 多亩土地，算是一个富足的大户。

我的外祖父、外祖母膝下一共有九个孩子，五男四女，我的母亲排行第九，名字中间都是“世”字。我的二舅叫赵世珏，三舅叫赵世炯，四舅叫赵世章，五舅叫赵世炎。我了解较多的有三舅、五舅和三姨，其他的我就不大清楚了。

我的三舅赵世炯，信仰读书救国，从北京的一所交通通信学校毕业后，进入邮政电信机构工作。当时，这类机构的薪水比较高，收入也比较稳定，他对我们全家，特别是我的五舅赵世炎、我的母亲和我的三姨赵世兰，尤为关照，不仅在他们读书的时候照顾他们，而且在整个革命斗争中也为他们提供了许多帮助和援助。后来，赵世炯的几个子女都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周恩来、邓颖超很熟悉我们赵、李两家的情况。解放后，邓颖超专门给赵世炯写了一封信，称他为“三哥”，要他从杭州到北京邮电部工作。当时，李强是邮电部的负责人之一，他曾告诉我：“我和你的三舅是很好的朋友，在一起工作过。”

我的五舅赵世炎，早在1920 年就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建立了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共青团组织的前身)，是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在大革命时期，他参与领导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1927 年7 月19日，赵世炎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杀害了，当时他担任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代理书记。

我三姨赵世兰，是我们党内一位比较著名的老大姐。她1919 年随全家从酉阳迁往北京，后来上了北京女师大，1925 年参加反对校长杨荫榆的斗争。许广平等学生运动领导人受到反动政府追捕，其中刘和珍和我三姨都被非法关押，她们在狱中作了坚决的斗争。由于社会各界名流对北洋政府的强烈抨击并多方营救，她们才被释放。学潮时，我母亲也曾在女师大补习功课。

我的父母和赵世炎、赵世兰等亲属都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他们的革命事迹影响了我的一生。虽然他们出身于富裕家庭，但后来都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早期的共产党员，特别是我的父亲和五舅都为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并不奇怪，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类似的情况，因为他们从青年时代就抱有强烈的爱国热情，特别是在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后，脱离了原来的封建家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坚定的革命者。

① 四川省酉阳县，即今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1997 年3 月14 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原四川省东南部的石柱、秀山、酉阳、黔江、彭水5 个民族自治县改由重庆市管辖。

三 父亲在海口英勇就义

1925 年5 月30 日，上海发生了轰动全国的五卅惨案。李硕勋参加了上海各界进步人士和广大工人群众的抗议活动，成为上海学生会的领导人之一，后被推荐为上海学生联合会代表。1925 年夏季，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成为中国革命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

1926 年夏季，北伐战争打响了。经过激烈的战斗，北伐军节节胜利，占领了通往武汉的要地汀泗桥和贺胜桥，并且攻克了武汉。革命的中心逐渐转移到武汉地区，中央派遣李硕勋和赵君陶夫妇也来到了武汉工作。随后，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师长是李汉魂，副师长是叶挺(后升任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二十四师师长)。受党组织的派遣，李硕勋前往二十五师，担任政治部主任，这也是他投笔从戎的开始。

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共产党人认识到，我们党不掌握革命的武装力量就不可能取得胜利。1927 年8 月1 日，在周恩来等同志的领导下，发动了南昌起义，并且占领了南昌城。这是我们党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武装打响的第一枪，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把南昌起义的这一天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在南昌起义中，李硕勋担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师长是周士第，归军长叶挺、党代表聂荣臻领导。南昌起义后，部队开始撤离南昌，南下广东，战斗力最强的第二十五师担负后卫任务。这支部队和兄弟部队一起在江西会昌同国民党部队打了场恶战，伤亡很大。会昌战斗后，起义军向广东汕头方向转移。起义军进入广东境内，第二十五师转归朱德同志指挥。当部队转移到广东大埔县三河坝镇时，国民党钱大钧的部队已追赶到大埔一线，朱德、李硕勋、周士第三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在三河坝镇指挥部队，对钱大钧带领的大队人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赢得了一定的时间。鉴于形势十分危急，朱德对李硕勋说：“我们现在需要请示党中央，决定今后部队的动向，你对上海很熟悉，所以决定由你去上海向中央请示。”这样，李硕勋就告别了部队，转道广东前往上海。后来，朱德、陈毅等领导的第二十五师等部队的余部上了井冈山，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的红军胜利会师。

李硕勋到上海以后，立即向中央作了汇报。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实际上是瞿秋白和周恩来，周恩来同时还担任中央军委书记。随后，李硕勋被留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先后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委军委书记，后又任浙江省委代理书记。1929 年春回到上海，参加了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工作，担任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后又担任中央军委委员。

在担任江苏省委军委书记期间，他积累了建立人民军队的丰富经验。大革命的失败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建立工农红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是，他在省委的领导下，将当地的共产党武装力量组织起来，先后参与领导了红十四军和红十五军的组建工作。何昆(又名何坤)和李超时曾先后担任红十四军军长。这几支红军活动的地区地势平坦，没有可以隐蔽大批军事人员的地方，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建立这样的武装力量很不容易。不幸的是，这几支红军终因势单力薄，在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战斗中被打散，何昆和李超时等同志都英勇牺牲了。

根据党中央的紧急指示，中央的一部分同志从上海等地转移到了苏区。我的父亲也被任命为红七军的政委，接替原政委邓小平。红七军是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以后建立的一支工农红军队伍。

我父亲原定的任务是尽快赶上红七军，把红七军带往江西苏区，以便集中红军的兵力，壮大中央苏区的力量，抵抗蒋介石对苏区的侵犯。就在他抵达香港准备转往红七军的时候，突然接到中央电报。原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蔡和森不幸被捕，英勇牺牲。广东省委代理书记章汉夫认为省委领导力量很单薄，向中央报告，希望派一位负责同志来广东主持工作。在这种危急情况下，中央改变了原定让李硕勋去红七军的决定，任命他为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军委办事机构那时设在香港九龙。不久，经过组织上的批准，我的母亲带着我一起来到了香港，见到了我的父亲，一家人团聚了，十分高兴。

短暂的团聚后，根据工作需要和省委的指示，父亲只身一人赴海南岛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不幸的是，他一上岸就被国民党密探逮捕了。究其原因有两个：一是有叛徒出卖;还有一个原因，他是四川人，不懂当地方言，在海南又没有任何关系掩护，很容易暴露。

我的父亲被捕后，在狱中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但他没有丝毫畏惧，以一名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坚贞品格和不屈意志，同敌人进行了顽强斗争。据后来一位被营救出狱的同志回忆，敌人对他进行了各种残酷折磨，以至两条腿都被打断了。身份已经暴露，为了保护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他始终咬紧牙关，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没有做出任何出卖党、出卖同志的事情，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给我母亲留下一封绝笔信，信中要求我母亲培育我成长。在临刑的那一天，他在刑场上大义凛然，高昂起不屈的头颅，面对国民党反动军警，大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的口号，从容就义，时年28 岁。

父亲离开家后，母亲带着我一直在香港焦急地等候着他的消息。一个多月过去了，仍杳无音信，母亲心里非常不安，预感到父亲出了什么事，随即向广东省委报告了。广东省委代理书记章汉夫已布置全力营救父亲。母亲非常思念自己的丈夫，终于有一天忍不住跑到柯麟同志的家里，请他帮忙搜寻父亲的消息。柯麟同志是我父亲的战友，当时在香港做地下工作。其实，我父亲在入狱后就已感到凶多吉少，写下两封遗书，托狱中同情共产党的人，把这两封信带到香港，转交到柯麟和他的夫人陈志英手中。柯麟夫妇大约在十天前就收到了书信，并得到李硕勋牺牲的消息。他们知道我的父母是那样的恩爱，不忍心将这个噩耗告诉我的母亲。在我母亲再三追问下，最后陈志英不得不将李硕勋牺牲的消息以及他留下的这两封遗书交到我母亲手里。

第一封信是写给陈志英的，信中说：“英姊：我本不识你，但我曾知你同我的妻子是朋友，故特写一函存你处托转她。我死不必念，务望代安慰她!!!并望托人照料她回家去!!!要她向肥兄处要数百元作路费回家，根本把儿子安顿好为要。勋托九•十四” ①。

第二封信就是我父亲写给母亲的遗书：“陶：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勋九•十四”。这封遗书表现了父亲对中国革命忠贞不渝和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气概。他还嘱咐我母亲不要过分悲伤，“惟望善育吾儿”，当然就是指我了。

这封遗书，我母亲一直没有给我看，我只是从了解情况的老同志那里听到过一些遗书的片段。直到195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30 周年之际，我父亲的好友、战友李一氓在《新观察》杂志发表了《革命先烈李硕勋》一文，详细叙述了他短暂的革命的一生，同时公布了这封遗书，我这才看到这封遗书的全文。在这期杂志上，还刊登了朱德、郭沫若、周士第等同志缅怀李硕勋烈士的题跋。

后来，我的母亲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简短的消息：在海口捉拿了共匪要犯李硕勋，现已按照国民政府的决定，执行了枪决。我的母亲十分小心地收藏着父亲的遗书和这份报纸。直到1959 年夏末，我妻子朱琳抱着大儿子小鹏随母亲一道，亲自将原件交给了正在为国庆十周年布展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使之成为缅怀先烈、教育人民的珍贵教材。

不久，母亲接到了中央的来电，指示我们先回上海，再商量以后怎么办。这时，我母亲已经有了四个多月的身孕，行动已不是很方便。她带着我从香港坐着轮船颠簸到了上海。到码头接我们的是阳翰笙，还有一位叫戚元德的女同志。当时戚元德在党的一个外围组织互济会工作，任务是接济一些党内有困难的同志，比如说遇难同志的遗孀或是有危险的家属。多年以后，我在延安遇到了戚元德。她对我说：当年在上海码头上接到君陶，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挺着一个大肚子，手里领着一个3 岁多的小男孩，那就是你。我看到后感到十分的心酸和悲痛，两人互相拥抱大哭了一场。

这就是我父亲1927 年离开上海，直到1931 年在海口英勇就义的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广东省委和四川省委收集了大量我父亲的革命经历，而且编辑成册，教育后人，在这里我就不再详细叙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