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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线思维之“何以为终?”

2020-07-01 16:54:20 能源思考   作者: 吴疆  

一、全球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截止5月3日,本次新冠疫情已经席卷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第一波中国、第二波韩伊、第三波欧陆、第四波美英、第五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快速上升,或高位波动,或持续下降,波峰波谷,载沉载浮……

1、下降通道

疫情历时4个月,除中国已经走完上升-波动-下降的疫情周期、进入外防输入阶段以外,少数国家也已度过波动期、并至少完成了一个半衰期、新增确诊数据基本稳定在高峰值的50%左右、进入了持续下降通道。从中可以发现:

一是半衰期时间大于等于上升期。0416《从疫情数据看复工》曾详细分析,中国湖北先是历经了2周左右的快速上升期(15天40倍),然后是2周左右的高位波动(14天降到46%)实现数据半衰,才最终进入持续下降通道。类似情况还有,瑞士也是2周左右上升+2周左右波动才达到数据半衰,疫情更加严重的德国3周左右上升+3周左右波动、意大利4周左右上升+4周左右波动才实现半衰,而疫情相对轻微的韩国、澳大利亚、奥地利则仅仅经历了7-10天左右的上升期+波动期即达半衰。

二是显著的长尾效应。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疫情爆发后,至少要经历与上升期一样长、乃至更长的时间,才可能稳定在高峰值的一半左右,从而结束高位波动、进入真正的下降通道,图形曲线如同一条长长的尾巴。例如中国湖北,2周左右快速上升之后,是2周左右高位波动+4周左右非匀速下降+3周观察巩固=长达9周的长尾。又如韩国,在1周时间冲上数据高峰之后,又经历了大约7周才进入每日新增个位数的疫情尾声。而如德国、意大利,虽已进入下降期,但每日新增数据依然在1000以上、2000左右数量级,距离真正的尾声还需假以时日。

2、高位波动

如前可知,高位波动期>=半衰期>=上升期。只有新增确诊数据在波动中逐渐衰减、直到高峰值的一半左右、才可能真正进入持续下降通道,否则,波动可能是漫长无定的。

截止5月3日,英国经历了3周左右上升+4周以上波动、至今每日新增数据依然在5000左右,加拿大经历了3周左右上升+4周以上波动、至今每日新增数据依然在2000左右,而美国则经历了4周左右上升+4周以上波动、至今每日新增确诊数据更是保持在30000左右!这种类型的数据曲线,说明还远远没有完成第一个关键的半衰期,未来走势可能升、可能降、可能继续波动僵持,远远谈不上出现持续下降的拐点,疫情仍遥遥无期。

新冠病毒尚未报道显著变异,其传染特性基本是类似的,因此各国不同的数据曲线,极大程度上是各自不同抗疫措施的体现。能够抑制上升势头,并逐渐进入下降通道的,可证明其防疫措施是有效的;而若长时间高位波动,无法进入真正的下降通道,则证明其防疫措施还不到位,虽能阻止继续上升、但还没能有力下压,需要进一步改进强化、加把劲儿!否则,尚无迹象疫情可以自动衰落,更不可能较快结束。

特别是以美国之大,确实存在一些州一些城市始终疫情轻微或已较快进入尾声(类似中国的西藏、青海等),但如果不能全国一盘棋、互相协调联动,乃至各州各城市之间亦无法有效分隔与鉴别,此时如果各自决策贸然复工,大概率将带来更大的反复与长期的波动。

3、快速上升

本次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的传播并不是同步的,目前虽然部分国家已陆续进入波动期、甚至下降期,但此时依然有大批国家仍处于快速上升期、并逐渐出现新的特点:

一是上升期的时间拉长但增速有所放缓,截止5月3日,印度、巴西、墨西哥、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大国的疫情已经持续增长长达5-7周,一方面他们可以借鉴前几波国家的经验教训,但另一方面相关防疫能力仍难到位,因此虽然成功压低了疫情爆发的曲线斜率,但却也难以完全阻止数据的增长势头。

二是非洲国家表现可能超出预期。一是非洲传染病多发,一些国家反而经验丰富、防疫意识较强;二是一些非洲国家的政府管制包括军事管制能力可能强于西方;三是非洲是世卫组织重点帮助的地区,中国也给与较多支持;四是城乡交流不发达,有利于抗疫资源集中于重点地区。因此在一定物资及资金帮助下,也许不会那么糟糕。

三是美洲将成为新冠疫情的重灾区,目前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秘鲁、厄瓜多尔、智利的确诊总数超过140万,占地球11%人口却贡献了41%的确诊病例,而且7国疫情曲线全部处于上升期或高位波动期、未来还将持续发展。考虑该地区远离欧亚大陆,政治环境恶劣,出现人道主义灾难的概率显著超过非洲。

总之,新冠疫情四个月之后,依然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同阶段的疫情已经形成轮动态势,各个国家在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等方面捉襟见肘又互相牵制,全球疫情势必还将长期延宕遥遥无期。

二、五种路径,新冠疫情之客观终结

新冠疫情的延宕,无疑是全体地球人类的不幸;而幸运的是,放眼历史与未来,这种延宕并不会是无穷尽的——任何疫情,(在这一拨儿人类死光之前)都势必会走向终结,近零、清零、归隐蝙蝠洞穴、直至对人类的危害可以“忽略”。

疫情终结的五种路径:

A、疫苗——研制出针对性的疫苗,直接抵御病毒侵害,当较高比例带抗体后、实现群体免疫而断绝病毒传播。风险在于,技术上不一定能够百分百研发成功、或可能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

B、特效药——研制出廉价高效简便的特效药或特效疗法,直接打击体内病毒、从而断绝其传播。风险在于,如果属于新型病毒且传染的速度较快,则在药物研制之前即可能出现较大的感染率。

C、硬隔离——通过足够严格、足够持久的人际隔离,最大限度断绝病毒的传播、使其难以复制繁衍。风险在于,社会停摆的代价、与隔离的时长/规模正相关,需要早判断早决策早执行。

D、软隔离——隔离要求宽松、且较短时间之后即带病复工,不追求直接断绝病毒传播、而寄希望于群体免疫。风险在于,疫情如果长时间地反复、波动与扩散,势必带来经济、社会更大的代价。

E、放任——任由病毒大范围传播,可能较快形成群体免疫。风险在于,在形成群体免疫所需的足够高比例感染+高比例抗体之前、可能出现医疗挤兑;而且,人类并不了解的新型病毒、也许最终并不能形成可靠的抗体。

如上可见,A、D、E最终可形成群体免疫的效果,而B、C并不会形成群体免疫,但五种路径均可实现疫情在客观上的终结,因此,所谓“群体免疫”并不是必须的选择。

五种路径各有其风险点,差别更多地在于经济社会及生命的代价,其中,

**路径A、B均属于医疗救治类的抗疫措施,很显然都是经济社会及生命的代价最小的路径,如果是已知病毒、已有疫苗或特效药、肯定是首选;但面对未知病毒,路径A、B均存在一定的技术风险,可能研发失败,可能速度滞后于病毒,必须全力攻关、但显然不能一味被动等待。

**路径C、D、E均属于社会治理类的抗疫措施,差别仅仅在于严格的程度及持续的时间,而这些差异则决定了抗疫的实际效果。从目前的实践看,隔离措施越严格,则传染率越低、医疗压力越小、死亡率越低,中国非湖北13.4亿人口(遭遇100万以上可能带毒的输入人群)依然实现了万分之0.12的确诊感染率、以及0.81%的确诊死亡率;而若隔离措施宽松+隔离时间不足,随着传染率升高、医疗压力增大、死亡率亦难以控制,而且越是提前复工、反复波动、造成疫情长时间延宕、整个社会的经济代价越大

——英国曾公开宣传“群体免疫”,但很快即将成为全世界确诊数第三、死亡数第二高,只好事实上放弃路径E;瑞典宣称“四不政策”(不检测/不隔离/不收治/不公布)确诊数/死亡数很快达到邻国挪威的2.8倍与12.6倍,是个别仍坚持路径E的国家;

——路径D与路径E相比、属于讨巧之路,既希望控制医疗压力、又希望减少隔离代价,对于流感之类死亡率不高、病毒特性已知的疫情或许可行;但对于新冠这样特性未知的新病毒,路径D显然缺乏充分的科学决策依据、并在决策执行中难以拿捏,几经反复波动之后、难免向路径C靠拢;

——对于新冠这样,传播能力较强的呼吸道传染病,其实本质上并无“软”“硬”之分,只要隔离、就须“硬隔离”到位,唯一需要决策的只有:是否需要隔离?隔离范围多大?一人一家一社区一城市一地区?

总之,很多人多多少少担忧的“如果欧美群体免疫了,中国怎么办?”其实是伪命题,新冠疫情在客观上必将终结、病毒迟早退隐蝙蝠洞穴,不论中国还是欧美,绝大多数地方都会重回没有COVID-19的世界,大批带毒欧美人祸祸中国人的场景不会出现——差别仅仅在于、走到这一步的过程、时间与代价——那么,在这个无法避免的过渡时间里,是尽快上岸隔岸观火更主动呢?还是亲自下场与病毒博弈一番更理智呢?

三、何以为始?何以为终?疫情之主观终结

所谓“疫”者,可传染之病也。因此,疫情,既是一个客观处理的问题、也是一个主观认知的问题,既是一个救治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既是一个个人权力问题、也是一个群体利益问题——小到家庭、社区,大到地区、国际的公共问题。

西雅图华裔女医生HelenChu自1月下旬即开始申请对当地流感病人的鼻拭子病毒样本进行新冠检测,被阻扰达一个月最终被迫“违规”检测而发现了新冠阳性的当地流感患者。加州州长GavinNewsom在4月下旬宣布通过验尸发现了2月6日在圣克拉拉县死去的新冠患者,证明1月份早期已经出现社区传染。越来越多迹象表明,美国数以千万计的“流感患者”中,存在大量新冠病毒携带者、包括部分因此致死者,但种种因素造成美国并没能及时发现这一新型病毒。

但与以前不同的是,1-2月份西方媒体对于武汉的一切高关注、高敏感、高诉求、高标准,在欧美国家自身疫情爆发之后即迅速形成一种反噬,虽然一些人可以各种甩锅各种耍无赖,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人——在野党、对立媒体、独立意见领袖、专业人士、工会劳保组织、反复工群体乃至国际组织、外部势力——亦可长期借此话题而进行各种利用、使疫情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无法结束。

 无以为始,何以得终?

0327《疫情之下的政治伦理》不仅讨论了人道主义与民本主义,亦曾提到非典死亡率10%量级、新冠死亡率1%量级、流感死亡率0.1-0.01%量级,这样天然的数量级差对于人类公共治理的微妙考验。这次对于新冠,中国非典化应对、美国流感化应对、恰好代表了两种典型模式——而从实践效果来看,当作SARS来应对,它可能是大号流感;当作流感来应对,它却可能是新型SARS。

如果美国从单日新增30000以上、降低到单日新增5000-1000(全年死亡5-10万左右),那些持枪游行的美国人大概率会欢呼胜利、或在内部撕裂与争吵中提前带病复工;而一些欧洲国家,即使有能力清零近零,也大概率优先复工复市复学,选择让疫情长期反复与波动、而不愿做抗疫的领导与榜样;那么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呢?

——中国现行防疫标准与欧美国家带病复工相比,势必会形成一种类似“高环保劣势”“高劳保劣势”一样的“高防疫劣势”“高生命权劣势”,使中国在决策上执行上同样难以结束疫情、陷入长期“外防输入”的尴尬。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个人层面不戴口罩的自由、尚可叫停于他人不被传染的权力,但国家层面低伦理反理性的选择、却似乎难有制衡?

总之,中国作为选择“硬隔离”路径C而较快客观终结疫情的代表,按WHO所言“为世界提供了新的标准”,而这不仅是防疫的标准,也应是社会治理的标准。特别是在旁观等待欧美国家客观结束疫情的过渡阶段,短则12-18个月,长则3年,中国有必要从前时的应急会战状态、尽快转入常态治理状态,在技术/操作/细节层面推进一系列“从此至彼”的政策优化与统一,放眼未来主动开展研究部署,充分兑现早上岸的战略优势,让此时此刻成为未来诸多变化的开始。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责任编辑: 中国能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