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气候的哲学思考

人类源于寒冷气候给人类进化以最大影响的，是气候变化。文明力的力源就是寒冷气候。换言之：文明起源于寒冷气候。这里，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不仅文明起源于寒冷气候，就是人类自身，也起源于寒冷气候；文明的起源与人类的起源，都根源于同一自然动因；如果文明的起源与人类的起源不是同根同源的话，是不可思议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谈论文明起源，得从人类起源谈起。

善于发现的大脑，如何形成？这里，我们可以对此问题作一科学唯物的简要回答：善于发现的大脑，缘自宇宙因缘开始以来尤其第四纪冰期以来对人体这个“小宇宙”的熏习，第四纪冰期以来的寒冷气候是个最有力的因素，只有在此气候条件下，人类祖先才能扬弃阳动的动物生活习性，自然形成一种阴静的精神生活习性，最终完成从动物到人的进化。第一，人类属于陆栖动物，陆栖动物的大繁盛始于中生代并延续到现在的新生代；中生代是陆栖动物中爬行类的恐龙称霸地球的时代，新生代是陆栖动物中哺乳类的人类称霸地球的时代。第二，中生代与新生代的最大区别是前者气候炎热后者气候寒冷，爬行类与哺乳类的最大区别是前者不耐寒后者耐寒。因此，在气候炎热的中生代，耐寒的哺乳类不敌耐热的爬行类；在气候寒冷的新生代，耐热的爬行类不敌耐寒的哺乳类。第三，人类是哺乳动物中的佼佼者，它与其它哺乳动物的最大区别是直立行走，它的出现与第四纪冰期的出现几乎同时，正是第四纪冰期寒冷的地表温度使得四足行走的哺乳类不得不从中进化出一种身体与寒冷的地表接触面积减少了一半即由原来的四足行走变为两足行走的动物——人类。

地球科学告诉我们，在大约距今2.5亿年至距今0.65亿年的中生代，地球的气温比今天高得多。在那样的气候条件下，冰雪是罕见的，地球仿佛一个大温室，各种无意识、无智慧的动植物大得其时，都在“疯长”。比如今天高不过一米的蕨蕨菜（龙爪菜），那时则是参天大树。动物方面，炎热的气候使得空气中的温度总是高于地表温度，在这种情形下，动物们就无直起身子以使身体的表面积与地面的接触面减少的必要，用不着担心因身体与地面的大面积接触而“冷坏了肚子”，用不着把来自太阳的光热看得那么重要；相反，倒是过多的来自太阳的在空气中散发不出去的热量使得它们把相比较还算低一点的地表温度看得更为可贵。为着弥补这种“阳盛阴弱”、热多冷少的气候缺陷，动物们都尽量使自己的身体往下坠，从而加大身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这样，地球就成了爬行动物们的天下。

新生代以来，气候渐渐变冷，这使得动物们越来越不宜肚皮贴着地面行走。在阴气重于阳气的气候条件下，动物们看重的不是阴冷的地气，而是较为温热的天气（空中之气）。为了弥补阴盛阳弱、冷多热少的气候缺陷，动物们大多选择了尽量使自己身体的表面积与地面的接触面越来越小的运动方式，尽量选择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接收到来自天上的光明光热的身体姿势。久而久之，身体与地面的接触面只局限于“巴掌大那么一点”的哺乳动物就大量出现了。此外，新生代以来，由于诸多高大山脉的崛起，地表摩擦系数增大，这样的地质地理条件，也不利于爬行动物那种肚皮贴地的运动方式，较好的运动方式是几个点着地即哺乳动物那种用四肢行走的运动方式。尤其第四纪冰期以来，气候变得更加寒冷，地表温度变得更低，地质变得更硬，地表摩擦系数变得更大，食物变得更加稀少，这些更加严酷的地质地理气候条件，促使动物们必须使自己的身体与地表的接触面积变得更少，结果就是四足行走的哺乳动物中出现了由原来的四足行走变为两足行走、身体与地面的接触面比原来减少了一半的人类。另一方面（与此同时），在更加寒冷的第四纪冰期气候条件下，动物们因为天长日久老是意念着天上的光明光热，从而缘生出一种运用意念力采取来自天上的太阳发出的能量和光明的心理倾向，天上太阳对动物们的生存越来越重要，它们自己也越来越感觉到了这一点，而一旦它们意识到了这一点的时候，“它们”就转化为“他们”——无意识的动物就转化为有意识的人类了。此理，可从汉文“意”

字看出，它由“心”、“日”、“立”三字组成。

“心”者，人类意识也；“日”者，发光发热的天上太阳也；“立”者，身姿为顶天立地的人类也。这表明，人类最原始的意念力，其物理学意义上的“力的方向性”，最先就是指向天上日光即想念天上光明的（所谓“盼星星、盼月亮，只盼深山出太阳”）。

然而，即使在中生代，地球的表面温度也并非到处一样的，这表明，每年中的某个时段，两极附近都会出现接近冰点的天气情况。因此，在中生代，地球也不是到处都适应体温随气温而变化的爬行动物的生活的；中生代的爬行动物，肯定有自己特殊的纬度分布范围，它应该主要集中在中低纬地带。而高纬地带较低的气温，就化生出了体型小如今日的老鼠的原始哺乳类。此后，在长达上亿年的地质年代中，地球像以往一样，反复经历了多次两极变赤道、赤道变两极的极变。在这些极变尤其新生代以来的极变中，当热带变为温带时，身躯庞大的恐龙，就无法适应而灭绝了。而哺乳类动物，由于身躯的小巧灵活，到处都能适应，并随着新生代以来的极变和气温的变化而分布到了全球所有地区。其中一支由于体力弱小，在生存竞争中胆量不大，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处活动，就怯懦地退缩到了热带阴湿茂密的雨林树上去了，这使得它们即使在热带的炎热气候条件下，也能够保存住它们的祖先在温带较低的气温中生成的体毛。这支哺乳动物就是猿猴类。后来，在气候进一步变冷的条件下，有些地区的热带雨林消失了，有些地区的热带雨林保存下来了；生活在未消失的热带雨林树上的猿猴类，依然保持着它们的生理特点，至今依然是猿猴；生活在消失了的热带雨林中的猿猴，则不得不放弃对树林的依赖，下到地面生活。然而，此时的猿猴类，数千万年的森林生活，已经使它们具备了三点其它哺乳动物所不具备的进化优势：一是前肢灵活，前掌伸曲自如，抓握树枝的手，下到地面后用以抓握木棍和捡拾石块以作武器之用，自然而然。二是长期在树枝上的垂吊生活，使它们的身姿自然拉直，下到地面后，直立行走已不成问题。三是长期呆在高树枝头、视野开阔的生活习性，使它们形成一种眼界宽阔的心理视野，下到地面后，物理视野变小了，但“要求”看得远一点的遗传心理视野依然起作用，在这种遗传心理视野驱使下，为了尽量看得远一些，从而在生存竞争中获得更多更快的信息，它们必须使自己随时挺直了身子往前看，这更加巩固了它们原先获得的直立进化成果。在这三点优势的支持下，离开森林的这支猿猴，对地面生活越来越适应。当然，这期间，火的发明是关键。此发明依赖两个条件：一是气候的寒冷，二是手的灵巧。如果气候不寒冷，连热带雨林都不会消失，更不用说对火的需求。因此，当猿猴们下到地面讨生活的时候，就已经意味着火对它们来说是一种必要了。任何必要性，都包含可能性。这可能性，就是猿猴们那双灵巧的手，它首先是利用天然的火，在固定的火点，时时要给它添柴，有时又要捂成阴火。远距离迁移时，又要想方设法保存它。为保存火种，猿人们（在利用天然火阶段，“猿猴”已经成“猿人”了）不知动用了多少心机，从而使得自己也变得更加聪明起来。这聪明，为人工取火准备了最后的条件。当人工取火阶段到来时，它们实现了自己进化过程中一次质的飞跃——由动物变成人。如果说这以前它们主要生活在气候较为温和的中纬地带的话，那么从此以后，他们就不畏惧北方的寒冷了。当然，他们的往北方迁移，不是有意识的。实际情形可能是这样：在古人阶段，掌握了人工取火本领的古人们，夏天到来时，四处漫游，有些不知不觉到了北方；冬天到来时，他们迷失了回去的路，弱小者冻饿而死，强壮者依赖火和简单的食物，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且适应了寒冷气候，变得更强壮了。此外，冰期与间冰期的反复交替，作为一种“外因”，对古人们的或北上或南下，作用力也很大。比如非洲某些强壮的黑人支系，其祖先很可能曾经属于北方寒冷人种，经受过寒冷的锻炼；后来，在某次冰期到来时，又南下到了热带地区，其后代经过几万年的热带气候熏染，变成了黑种人。至于某些弱小的热如何退掉？对此，西方有人作过如此假设：人类是在水中进化成为人的；在从猿到人的漫长时期，进化中的人类，有过一段生活于水中成为水生动物的经历，因为一切水生动物都没有体毛。此假设，太过离奇不说，尤其不符合人类乃第四纪冰期寒冷气候的产物这一常识性的科学道理。因此，实际的情形应该是这样的：固然，北方的寒冷气候，使得包括人在内的一切陆地动物，必须长出体毛，但自从掌握了火以后，生活于北方寒冷地带的古人，对火的依赖又大大超过南方热带地区的古人，在漫长的冬天，他们都窝在山洞中的火塘边，偶尔外出，也披上兽皮大衣，这样，太多的体毛就无必要，其慢慢褪化掉，乃必然之势。至于南方古人，也是因为掌握了火，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处走动，如果说不会用火的南方猿猴们不得不躲进阴湿的密林深处从而保存了他们中生代的祖先在北方形成的体毛的话，那么会用火的南方古人，则因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处走动而像南方热带雨林中一切强壮的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处走动的哺乳动物样褪尽了体毛。

这就是说：北方寒冷民族的体毛，主要通过人工热量即大量用火途径褪化掉；南方热带民族的体毛，主要通过自然热量即阳光途径褪化掉。又因为人工热量总不如天然热量充足，因而北方寒冷民族的体毛，褪化得总不如南方热带民族彻底：胡须、头发、胸毛浓密，毫毛较多。此外，无论南方人北方人，其“毛之不存”，又都离不了直立行走中的重力作用：正如越挺拔标直的植物，枝杈毛叶越少、主干越光滑，越不挺拔标直的植物（灌木、藤蔓、茅草等），主干越不光滑一样，人类因为直立行走，身姿最挺拔标直，因而身体最光滑。

总而言之，人类，乃新生代以来寒冷气候的产物。可以断言：如果地球永远保持中生代那样的气候，那么，仅凭达尔文进化论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原理，就是过几十亿年，从动物界中，也永远“进化”不出会用火并因此而大踏步进化的智慧生灵。正如人类出现以来，如果北方寒冷民族不介入和气候永远炎热的话，在南方热带民族中，即使“发展”几百万年，也不可能出现以能源的大规模利用为基础的现代工业社会一样。道理很简单：人类的本性或本质力量就是战胜寒冷、追求光明，人类是一种趋光用火的动物，火是一种极阳的物质，对火或对光明的需求，必因缘于极阴的寒冷气候，如果自己就在气候很热的“阳光下的地盘”中，“火气”十足，还追求光明干什么呢？

文明源于能源关于文明的起源，汤因比曾经正确指出过：文明是一个阳动的过程，它必起源于“一种完美的阴的状态……当阴的状态已经如此完美的时候，它就该到变为阳的时候了。”【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这种一动一静的交替节奏，这种前进、停止、又前进的交替节奏乃是宇宙本身的一种基本性质。古代中国社会的圣贤们用他们充满了智慧的形象的说法把这种现象称为‘阴’和‘阳’——‘阴’代表静，‘阳’代表动。”

在我们人类居住的地球上，最大的阴，就是寒冷气候；最大的阳，就是炎热气候。以此类推：北方为阴，南方为阳；黑夜为阴，白日为阳；阴天为阴，晴天为阳；雪水为阴，雨水为阳；冬天为阴，夏天为阳；高纬度为阴，低纬度为阳；高海拔为阴，低海拔为阳；内陆为阴，沿海为阳；背阳为阴，向阳为阳……等等。因此，当人们说文明起源于一种“阴的状态”而且此说为真的时候，必定指的是：文明起源于寒冷气候，文明的根本动因就是战胜寒冷、追求光明。

的确，文明的根本动因就是战胜寒冷、追求光明。文明的种子或者说人类追求光明的种子，作为一种“果”，其“因”正是第四纪冰期的寒冷气候；该气候不仅使人类对光明的需求成为一种必要，而且造就了使这种必要成为可能的主观条件——含藏着智慧的人类大脑。这也就是说，文明时代以来人类表现出来的种种智慧，其慧种，早在冰期时代就形成了；只有寒冷的冰期气候，才能为人类生出一个智慧的大脑。为什么呢？人们知道，在物理学中，温度越低，物质越静越不活跃，越呈一种条理分明的结晶态；温度越高，物质越活跃，越不呈条理分明状态；而人类智慧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对事物作条理式分析的能力（头脑冷静，人做事才有条理；做事有条理，事情才能成功）；这样的能力，像条理分明的物质一样，必因寒冷气候而生。人们还知道，在生物学中，植物是阴静的生物，动物是阳动的生物，植物为动物所支配；人也属动物，但又高于动物，正如动物能够支配植物一样，人能够支配动物并因此更能支配植物；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类具有动物不具有的智慧。然而，人类的智慧，恰恰又是否定之否定地复归到植物阴静而且直立的习性去的产物（汉语中，“植物”之所以是“植”物，是因为大体说来，它是“直”立的）。就是说，人性乃植物性与动物性否定之否定的综合（人类身上，至今仍有“植物神经系统”），人类之所以高于动物，是生物界否定之否定法则的结果：植物（直立、阴静、肯定）——动物（横立、阳动、否定）——人（直横结合但以直为主、阴阳动静结合但以阴驭阳以静制动、否定之否定）。人类这种否定之否定地向植物式的直立阴静习性的复归，正是在第四纪冰期的寒冷气候中形成的：在漫长的冰期，与冰雪作斗争的人们，除了寻找最低限度的食物外，大部分时间，只能静静地呆在山洞中的火塘边；这种静呆大有益处，它使人体中的浑浊之气下沉，清明之气上扬；更因为人类是一种在寒冷的气候条件下生成的直立动物（寒冷气候何以使人直立，道理在前一节中已讲明），因而下沉的浊气必集中于身体的“下三位”，使人坚毅沉着，做事把稳有静气（情商高），上扬的清气必集中于头部，使大脑变得很清明，而大脑一旦清明，聪明智慧自在其中（智商高）。此所谓“浊者在下，清者在上”（《淮南子》）、“虚其心，实其腹”（《老子》）、“天地储精，得五行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程颐）是也（注意：“真而静”中的“真静”二字，因“真”从“直”，因而程颐此语，不自觉地抓住了人类所具有的“植物式的直立阴静习性”这一特征）。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同在寒冷气候条件下，诸如北极熊之类的四肢行走的其它动物没有生出智慧，只有直立人才生出智慧？原来，动物的大脑与身子在同一平面，从而脑髓与脊髓也在同一平面，这使得本应在上的清明之气不在上，因而大脑不清明；而大脑中的浊气也沉降不到身体下位，在原位停留，因而大脑气机混浊不清。这个道理，朱熹在《近思录·卷一》中亦有论述：“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如人头向上，所以最灵，草木头向下，所以最无知。禽兽头横，所以无知，猿狙稍灵，为他头有时也似人，故稍向得上。”

当然，第四纪冰期为人脑生出的，还只是一种主观内在的智慧的种子、文明的种子，还不是于客观处得到发显表现的智慧和客观化对象化的外在的文明本身。此种子的发显表现，才是智慧，才是文明。

当然，正如植物种子必依赖适当气候才能发芽生长一样，寒性的人类智慧和人类文明的种子，其发显表现，也依赖适当的气候；只有在适当的气候条件下，它才发显为智慧、表现为文明。这样的气候条件，就是迄今一万年前开始的全新世以来冰川退缩、万象更新的全球变暖气候。这是因为：智慧、文明，就其表现形式说，都是阳动的物事，因而必依赖阳动的物质条件即较为温暖的气候。此理，亦可作如是说：冰期的寒冷气候和由此缘成的含藏着智慧的人类的大脑，是人类文明的内因；全新世以来变暖的气候和它提供的人体的活力及人类在自然界中的种种生活方便，是人类文明的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内因通过外因而得到发显表现。

当然，由于文明是个展开来的阳动过程，因而文明的根本动因就是战胜寒冷，追求光明，这个论点，只有在展开发显出来的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中才能得到事实上的证明。

文明的根本动因是追求光明（“文明”之“明”

与“光明”之“明”是同一个概念），而光明又来源于能源，因而人类对光明的追求就是对能源的追求，人类使自己文明起来的具体手段就是对能源的利用；一个人类社会体，消耗的能源越多，文明程度就越高，反之就越低。人类的能源利用史，表现为从木柴到煤炭，从煤炭到石油，从石油到原子能，从原子能到其他更新的能源的利用史。文明的发展史不是别的，就是这样一种从木柴利用到煤炭利用，从煤炭利用到石油利用，从石油利用到原子能利用，从原子能利用到其他更新的能源利用的历史。

然而，无论冰期还是全新世以来的冰后期，地球上的气候也不是到处一样的，冰期也有热的地方，冰后期也有冷的地方。不过，无论冰期还是冰后期，气温都随纬度的递增而递减，随纬度的递减而递增。

又因为文明的种子力缘于寒冷气候，因而一种文明，所在纬度越高，气候越冷，那么文明的潜力就越大，文明的冲力就越强，可能达到的文明程度就越高；反之，所在纬度越低，气候越热，那么文明的潜力就越小，文明的冲力就越弱，可能达到的文明程度就越低。

此理，可以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汤因比所说的“二十一种文明”为证：纬度最低气候最热的南部非洲，一种文明都没有诞生过；所有文明中纬度最低气候最热的是马雅文明、印加文明等美洲文明，这些文明的文明程度在所有文明中恰恰是最低的；诸如埃及、巴比伦、印度等文明，纬度比美洲诸文明略高一些，气候略寒冷一些（印度气候虽然又较热一些，但它的北方，深受喜马拉雅山寒冷气候熏习），因而文明程度又更高一些；黄河流域的中国文明，地中海地区的希腊罗马文明、叙利亚文明，纬度又更高一些，气候又更寒冷一些，因而文明程度又更高一些；而所有文明中文明程度最高的正是纬度最高、气候最冷的北欧民族创造的现代西方文明。

上述道理，可称之为“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此规律又可概括为：文明的潜在力度和发显高度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不用说，这一规律，有力地证明了上一节的标题论点：文明的根本动因是追求光明（附带说明：此规律，正与本章第一节提到的“生产和需要，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这一“地缘经济学一条最基本的原理”同）。

此外，还应指出，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揭示的不仅是文明静态的高低分布规律，它还揭示了文明发展式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动态传播规律：正如热量的总是由高温物体传向低温物体一样，一切以能源为动力的可作持续传播发展的文明成就，都遵循着由高温的低纬地带向低温的高纬地带作传播的规律；一切高纬地带的文明成就，都是在低纬地带的最高文明成就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切低纬地带的文明成就，都有合乎它纬度地情的“最高成就”；此成就的超越者，不会是在纬度条件规定下“受命不迁”的该文明自身，只会是受传播的高纬地带；纬度更低的受传播者，在这一成就面前，顶多只会现成地模仿利用它，而不会去创造性地发展超越它，——当今世界，模仿性的“假冒伪劣产品”制作地，都集中在回归线两侧的中低纬度地带；纬度最低的赤道地区，则连“模仿”“假冒”这个层次都未达到（“模仿”“假冒”

也是需要较高的纬度和较高的文明档次的，不是任何地方的任何民族和文明都有这个本事的，这就是为什么北回归线两侧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善于“制假”而大部分国土在北回归线以南的印度不善于“制假”的原因）。因此，人们看到：上古时期，文明的亮点及历史的活跃力量集中在中低纬地带（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古时期，集中在中纬地带（地中海文明、伊斯兰文明、黄河流域文明）；近现代以来，集中在高纬地带（北大西洋两岸西方现代文明）。

当然，除自成一个大系统的美洲文明外，旧大陆所有文明中，文明程度的高低，与时间的先后也有很大关系：凡先诞生的文明，文明程度都是较低的；凡在后的文明，因为吸收了先前文明的成果，文明程度都是较高的。像一切有着远大生命力的事物一样，文明的诞生与发展，遵循的也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低到高规律。这样的规律，在时间上表现为先后关系：小者、弱者、低者在先，大者、强者、高者在后。然而，这样一种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正是由空间纬度从而是由气候决定的：凡气候较热的地方，面临的由阴生阳、追求光明的文明阻力和文明抱负就较小，其在时间上就表现为在先，在力度和程度上就表现为较小、较弱、较低；凡气候较冷的地方，面临的由阴生阳、追求光明的文明阻力和文明抱负就较大，其在时间上就表现为较后，在力度和程度上就表现为较大、较强、较高；凡气候最冷的地方，面临的由阴生阳、追求光明的文明阻力和文明抱负就最大，其在时间上就表现为最后，在力度和程度上就表现为最大、最强、最高。此理，司马迁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所领悟：“夫做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史记·六国年表》】“做事者”，先发的低弱的文明启动者也；“收功实者”，后发的高强的文明集大成者也。“东南”者，气候温暖、众生追求光明的愿力不强劲的低纬之地也；“西北”者，气候寒冷、众生追求光明的愿力强劲的高纬之地也。

必须指出：正因为文明的根本动因在空间自然性的由纬度决定的寒冷气候，不在时间历史性的“人为努力”，时间历史性的文明高低由空间自然性的纬度高低决定，因此，如果说凡高级文明都是时间在后的话，那么，这绝不意味着低纬地区今后可能产生的某种文明其文明程度会因时间在后的关系而超过已有的高纬地区的文明。而这也就意味着：在当今最高级而且辐射到全球的文明即西方文明之后，如果不是因某种不可知的大劫难把现有的人类文明全部毁灭、人种未灭的人类重回原始蒙昧状态、从而又开始孕育新一轮由低纬到高纬的文明的话，那么，在可预见的未来，低纬地区再也产生不了以自己为主角的新的文明。

不过，用不着考虑不可知的“大劫难”因素，就现有的“种种因缘”说，在与西方文明纬度大致相等的东方，还是有可能产生以自己为主角、时间更在后、程度更高级的文明的，这就是分有大部分“心脏地带”的中国与俄罗斯这两个或海拔最高、或纬度最高的阴沉的北方大国。迄今为止，它们应该达到、可能达到、必须达到的文明抱负，远远没有达到。当然，由于心脏地带特有的与文明相对的野蛮力的拖累，它们的文明抱负，实现起来，又是何等的艰难。

然而，无论如何，这样的抱负，必须实现，也有可能实现。不过，这个问题，涉及全人类共享的最高级文明——共产主义生态文明。

说起共产主义文明，作者不由得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文明的动因在战胜寒冷追求光明，那么文明就必有自己“大光明”式的理想状态，这就是获得“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理想热量平衡。这种热量平衡包括内外两方面：一方面是外在的气温平衡，另方面是内在的食物平衡（气温是一种外在热量，食物是一种内在热量）。平衡态的理想气温是人类永远不必穿衣住房的气温，平衡态的理想食物是人类永远不必劳动由自然提供而且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食物。为此，不仅需要理想的气温，而且需要理想的水源。这两方面的理想状态，就是《圣经·创世纪》中描写的伊甸园。那里阳光永远充足，因而亚当、夏娃既不穿衣也无住房；那里水源永远充足，动植物即天然的人类食物应有尽有，因而人类永远不必劳动。

此外，既然文明力的大小和文明程度的高低由纬度决定，那么文明必有自己的初始起点或纬度坐标原点，亦即不随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空间共时性的“原始社会”，这就是纬度为零的赤道地区。

又因为文明力随纬度的降低在赤道地区为零，因而赤道地区就没有自生的文明，当然，也不存在文明所要解决的生活难题：它阳光充足，水源充足，人类不必穿衣住房，不必劳动，大自然为人类提供着自己所需要的食物。这样，伊甸园式的文明的终极理想，就在现实中的作为文明原点或起点的至今仍然保持着的赤道原始部落的采集经济中得到了印证。“起点就是终点”（黑格尔），此之谓也。当然，从无到有，从有到无：“起点”与“终点”，都无文明、不是文明。

然而，理想中的伊甸园与现实中的赤道采集经济，毕竟还有不同，二者都有自己不如对方的“缺点”。现实中的赤道采集经济，除不必穿衣住房不必劳动大地就能生出人们所需食物这一点与伊甸园的情形一致外，伊甸园中亚当、夏娃那种永远不受任何自然力威胁的幸福美满生活，人们是享受不到的。

另一方面，伊甸园中从一开始就蕴藏着的精神危机，在现实的赤道采集经济中是不存在的，这就是由最阴冷的动物蛇和由低温的北方气候生出的苹果【脚注：“黑格尔认为，使牛顿想到万有引力的那个苹果是个凶兆，因为苹果已经两次预示过灾难的开始：夏娃的苹果降祸于整个人类，巴利斯的苹果则使特洛伊人遭殃。”（[苏]阿尔森·古留加《黑格尔传》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6页）】象征着的由第四纪冰期的寒冷气候生出的人类的寒性智慧，它导致人类不得不穿衣住房劳动。这表明，作为文明理想象征的伊甸园，本来就不是一种特指性即区域性的人类生活状态，而是一种泛指性即全球性的人类命运，这就是：地球上的人类，谁不受阴性的自然力量“引诱”，谁就不会有智慧，从而也不会承受智慧带来的痛苦，不必劳动，不必追求光明，不必去创造文明；谁受阴性的自然力量“引诱”，谁就会有智慧，从而就会承受智慧带来的痛苦，就得劳动，就得追求光明，就得去创造文明。而“阴性的自然力量”，当然就是寒冷气候。

因此，《圣经》中的伊甸园故事，寓喻着的正是这个既简单朴素又深刻伟大的真理：文明的根本动因，就是追求光明战胜寒冷；人类智慧与人类文明，起源于寒冷气候（故事中，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后，“天起了凉风”）。【脚注：“美国研究人员最近……推测，大约5000多年前人类文明经历了一次巨变，许多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公社文明突然消失，而美索不达米亚、尼罗河谷等地区出现了最早的城市和国家形态，这可能与气候突然变冷有关。”（《中国海洋报》2006年7月7日）】

科学技术源于气候对能源的大规模工业开发利用，又由气候决定：只有在寒冷气候条件下，人们才对能源有着最大的需求；对能源有着最大的需求，才能千方百计地在能源的利用上想办法并因此发明对能源作大规模工业开发利用的现代科学技术。

因此，发明现代科学技术的民族，必是生活于北方寒冷气候条件下的民族。当然，北方式的寒冷气候，还分为俄罗斯式的冷而且严酷的大陆性气候与西欧北美式的冷而不酷的海洋性气候两种。应该说，两种气候中，前者对能源的需求，更甚于后者；面临的战胜寒冷、追求光明的文明难题，比前者困难得多。

此外，亦属寒冷民族的俄罗斯民族，其主观的科学头脑，也不在欧洲任何民族之下。这样看来，似乎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方面，俄罗斯民族就拥有了与西欧民族同样的条件。但为什么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者不是俄罗斯民族而是西欧民族呢？（中国的所谓“李约瑟难题”，放在任何一个国家地区都适用，因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即使有的话，那么，此“意义”同样适合任何国家地区。因此，任何国家地区的这个难题的破解，都意味着中国李约瑟难题的破解。而破解之术就在地缘分析法，就在“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

其实，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权之所以不在俄罗斯而在西欧，原因正在俄罗斯那大陆性的冷而且严酷的气候。固然，该气候使得俄罗斯人在主观的科学头脑和客观的能源需求方面都具备了发明现代科学技术的可能，但从可能到现实，并不是自动就成的，而是依赖一定条件的，这就是相对温润的气候。打个比方：同一型号的汽车，同一标号的汽油，同等技术的驾驶员，同等的路面，同等的启动时间，如果一个在气候较温和的西欧，一个在气候严寒的俄罗斯，最先把汽车发动起来并领先行驶的肯定是西欧那位驾驶员。现代科学技术同样如此，它首先只能在北方气候较为温和的地区被发明出来，然后再向气候严酷的地区作积累性的全体大用的传播发展。此理，与文明的发生发展道理一样：它的发起者，总是追求光明的阻力不大的低纬地区，然后又向追求光明阻力大的高纬地区传播发展。

人们都知道，低级运动形式是高级运动形式的基础，高级运动形式包含低级运动形式。然而人们往往忽略了低级运动形式不仅是高级运动形式的基础，而且是高级运动形式的决定者。

一切物质运动形式，最低级的是物理运动，最高级的是体现为心理运动和社会运动的人类的主观能动性。然而，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正是由物理运动中的热运动决定的。为什么呢？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主观作用于客观的知情意），本质上是一种热能的释放；而热能的释放，总是遵循着由高温物体向低温物体作传播的规律。此外，人类是一种恒温动物，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正常体温都是37℃；而在“主观能动性”这一概念中，人居于热传播的主动位置。这就决定了：在人类能够生活的地球表面，气温越低的地方，人体与自然界的温差越大，人体向外界自然作热传播的力度（表现为知情意）越强，从而其主观能动性就越强；气温越高的地方，人体与自然界的温差越小，人体向外界自然作热传播的力度越弱，从而其主观能动性就越弱。换句话说，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

全球各大洲中，非洲纬度最低气温最高，人体与自然界的温差最小，因而全球各大洲中，非洲人的主观能动性最弱、主客相分的哲学观念最淡漠，人类主客相分的哲学观念，来源于人类强烈的自我意识；人类强烈的自我意识，来源于人类强烈的孤独感；人类强烈的孤独感，来源于人体温度与自然界温度可以感受到的明显差异。南极洲之外的全球各大洲中，欧洲纬度最高平均气温最低，人体与自然界温差最大，因而全球各大洲中，欧洲人的主观能动性最强、主客相分的哲学观念最鲜明、对外界事物最“好奇”（人类的好奇心，来源于人体与自然界的温差）、最“热爱工作”。

说到“热爱工作”，这里又需指出：人们往往把对工作的热爱与否当成一个道德问题，然而，一切道德问题的背后，都“大道自然”、“‘德’者，得于自然也”是个自然的气候问题。比如在对工作热爱与否问题上，因为工作是一种人体热量的释放，因此，假如外界气温等于甚至高于人体温度，人体热量就释放不出去（“散热不好”），人必“懒惰”、必不“热爱工作”，或者说，不宜工作。

正如《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两位作者里夫金与霍华德指出的那样：“技术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力量，而只是能量的转化器。”可见，此文明的软件、它的本质，是对能源从而对光明有着最大的近乎无止境需求的高能量文明。正是在这种对能源或光明的近乎无止境的追求中，寒冷的西方世界，虽然自然界依然有着自己的春夏秋冬，但在日常生活的小气候中，人们早已达到冬穿衬衣夏吃冰、要什么温度有什么温度、理想中的伊甸园有什么物产自己就有什么物产的热量平衡态。这也就是说，在西方现代文明那里，人类文明正在接近自己的最高目标：把第四纪冰期的寒冷气候施加于人类的压力加以解除。正是在此条件下，当代西方社会，才出现了从能源即“熵”的角度来理解现代文明的世界观（《熵：一种新的世界观》），才达到了自己以能源为动力的“《增长的极限》”。

物极必反，当大光明的20世纪到来的时候，对光明追求最力的西方文明，就陷入了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的“历史传统的崩溃，主导的基本认识的缺乏，对不确定的茫茫的将来的仿徨苦闷”

的“存在危机”。对此危机，存在主义哲学家们无不追根溯源地力图认识它，但又仅仅止于前苏格拉底时代。又因为在存在主义哲学家那里，“存在”有“本原”、“根本”之意。因此，在此追溯中，前苏格拉底时代，就成了西方文明的出发点或“根”。其实，在这里，存在主义哲学家们根本没有触及到作为西方文明之根的“存在”。

西方文明的存在之根，时间上说，不在2500年前的前苏格拉底时代，而在大约1万年前的冰期时代；空间上说，不在欧洲东南部那奥林庇斯诸神曾经愉快地“现形”过的希腊，而在欧洲西北部斯堪的纳维亚冰原曾经大肆逞威过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斯堪的纳维亚冰原，乃西方精神之内核。黑格尔说的“欧洲人的坚硬的理智”和希特勒说的“雅利安人的花刚石般的性格”，其地缘基础，正是斯堪的纳维亚大冰原。

因此，虽然该冰原在地球上早已消失，但在西方人的潜意识中，它仍然顽强存在着。此理，从弗洛伊德的观点看可作如是说：在西方人的潜意识中，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冰原情结”。从荣格的观点看可作如是说：在西方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冰原原型”。此“情结”或“原型”的反应症状，就是所谓的卡夫卡“痛苦主题”：对文明的大光明前景，既无限地渴望，又无比地恐惧；对自己精神中那座斯堪的纳维亚冰原，西方人虽然一再谈论它的“解冻”，但事实上又深深留恋着它。两极相通，否定之否定。在大光明的20世纪表现得最强烈的西方高级知识分子的一切怀旧情绪，最深刻处，都指向冰期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冰原。明白了这一点，诸多现代西方文化之迷就迎刃而解了！

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一文中说：“技术的本质只是慢慢地进入白昼。这个白昼就是变成了只是技术的白昼的世界黑夜。这个白昼是最短的白昼。一个唯一的没有尽头的冬天就用这个白昼来进行威胁……美妙事物脱身而去。世界变为不美妙了。”“白昼”、“黑夜”、“没有尽头的冬天”云云，充满着双关的隐喻和象征，然而意思只有一个：现代西方文明，这大光明的技术的白昼，正在把西方民族强壮的寒性地缘种因从而把西方文明的根基侵蚀燃尽。这里，海德格尔思想上那深度难以测量的怀旧情绪，指向的，正是冰期时代那个“没有尽头的冬天”。

灾难源于地球变暖在人类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中，人造的可由开关随时作局部性调控的温热小气候和小光明，还不足以促使危机深化为文明的全面危机；只有能源的大规模利用引起的非开关能随时调控的全球气候变暖，才能并且必定促使危机深化为文明的全面危机。

正如人的生命和活动能力是食物提供的一样，工业的存在和发展，舍能源就不可能。正如人在生命活动中消耗掉的能量以二氧化碳形式排除体外存在于空气中一样，工业运作时主要使用的矿物能源（占全部所用能源的97％以上）消耗后也以二氧化碳形式排放在空气中。20世纪以来，人类追求光明的口号喊得越来越响，矿物能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从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越来越高：从一百年前的百万分之二百九十三增加到20世纪80年代的百万分之三百三十五。二氧化碳浓度增加的结果，是使地球气温上升的温室效应。有人估算，如果人类对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按照目前增速增加的话，那么每隔十年全球平均气温就要上升0.3℃，到21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将上升2－5℃。【参看：上海科技出版社《生态与我们》】，然而，常识和科学研究结果告诉人们：只要地球气温上升得使夏天融化的雪比冬天下的雪稍多一点，就足以使包括最近1万年以来的气候在内的第四纪冰期终止；只要全球气温比现在升高3.5℃，就会使南极洲和格陵兰的冰盖在几百年内融化。至于这种融化带来的种种环境后果，这里不想再说，因为这个问题，人们已经谈得太多了。

这里要谈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气候变暖，将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精神后果或者说精神灾难？正如不讲唯物主义，世界上任何问题也谈论不清一样，不讲气候变暖的精神后果，任何环境后果都不会取得一致意见。这不是唯心主义，而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只有彻底的唯物主义，才真正看重精神；而把“精神”挂在嘴上的唯心主义，恰恰是精神的罪人。此理，请看以下分说：

当今的国际学术界，最重大、最容易引起激烈争论的学术问题，恐怕无过于气候变暖问题了。这是一个谁也不能置身事外的全球环境问题。迄今为止，争论的内容，都集中在这样几个问题上：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多，是否一定导致全球气温的增高？全球气温的增高，是否导致第四纪冰期的终止和全球性的环境灾难？此灾难，是坏事还是好事？如果是坏事，人类能够在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前提下战胜这一灾难吗？争论中，正方与反方，自然形成。正方为环境保护主义者，反方姑且称之为“温室气体无害论者”。

然而，就目前看，这样一场意义无比重大的争论，事实上已陷入这样一种僵持局面：

尽管有利于正方的论据越来越多，正方自己也有渐渐得胜之感，可又感觉到如果不在某一关键部位给反方以有力一击的话，论据再多，都不能使反方就范。可这一关键部位在哪儿，又不知道。于是，正方只好加大可能的环境灾难的渲染力度，以为把此灾害说得越恐怖对自己就越有利。反方呢，嘴上不说，内心却有一种绅士托尔斯泰式“他在吓唬我，我可不怕”的从容，而使正方去扮演安德烈夫式小市民代言人角色。【脚注：“列昂尼德·安德烈夫描写了小市民的恶梦似的可怕的现实和可怕的思想意识，并极力将绝望的小市民这种可怕的状态弄到引起恐怖的地步。他似乎要说：既然我们小市民恐怖得发出哀号，那么你们也同我们一起哀号吧。而绅士托尔斯泰论及安德烈夫时却说：他在吓唬我，我可不怕，——于是把他的书搁到一边去了。”（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09页）】对此，正方当然不会善罢干休，但似乎也想不出什么高招。

现在的问题在于：对环境问题坚持不放的正方，如何打破这种僵局？须知：如果冰期消失，地球上的人们不再受到冰雪的熏陶，在此气候条件下，即使种种环境灾难使得人类“因祸得福”地得到了因人口锐减而来的人均生存空间的扩大好处，即使由于遗传的力量，人类身上的寒性地缘种因暂时还会发挥一定作用，从而使得人类暂时还能显示一下自己的自由意志；但是，此寒性地缘种因，必呈日趋弱化消失之势。在此情形下，尽管扩大的人均生存空间使得人类的自由比现在更有保障，但因得不到寒气的冷凝，人的性格将无“格”可言，人将混散成“滥人”，人将不是人而是“混胀东西”，人的头脑将全部成为热昏型的、感觉型的，毫无理智、意志力可言，寒性地缘种因将从人身上退尽，人种将退化。在此情形下，怎能保证自由意志还能像它在第四纪冰期的气候条件下那样“帮助”人类战胜种种的环境灾难！不错，在此情形下，自由意志中的自由，将更自由，但意志却荡然无存；而没有意志的自由，不过是动物式的自由而已！

的确，事到如今，人类该清清楚楚地明白并且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人类的一切本领，我们的精神力量，我们的自由意志，都不是自己自主产生的，都不是自己头脑中固有的，更不是什么不可知晓的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给予的，而是大自然中的第四纪冰期以来的寒冷气候给予的；如果我们改变了这样的气候，我们犯下的，就不只是违反自然罪，而是最严重的反人类罪。

文明因追求光明和能源而生，也将因追求光明和能源而灭；正如生命当其诞生就意味着死亡，生命每生长一步就意味着向死亡目标走进一步一样，文明“明”一步（能源利用增长），就意味着“暗”一步（文明力减弱），而到大光明的目标实现时，恰恰在这大光明的时代，文明就进入大黑暗时代了。

我们一再指出：人类文明，这“一切知识、学问、科学甚至于行为”的总合，其“潜在的性能”或者说“种子”、“内应力”，是第四纪冰期寒冷气候熏习成的。既然如此，那么，就像冰期的大冰盖把斯堪的纳维亚地壳压沉下去，该冰盖消失后，该地壳又将朝着前冰期时代原有海拔高度这一先在目标作恢复性上升一样，作为对冰期寒冷气候这一刺激力作应激反响或反弹的人类文明，它的反弹极限、它的最高目标、它自我实现的“高峰体验”状态，就是恢复到伊甸园式的前冰期时代具有的热量平衡态去。伊甸园，作为一种“艺术虚构”，现实中的原型，就是人类未诞生的前冰期时代。

因此，人类文明的想要恢复前冰期时代的热量平衡态，就不是简单地对前冰期时代那种纯自然的无衣食之忧劳的动物式生活场景的重复，而是前冰期时代那种天然的热量平衡态与冰期以来要求于人的不劳动不得热量（衣食住等）的生活样式的结合。或者说，人类对以前冰期时代的气候为标准的“标准热量”

的追求，只能通过劳动创造的各种社会性技术手段去实现；他所要求的标准热量，大凡一切自然性的不足量，都得通过人类自己发明的各种技术手段去补足。

当然，这种以标准热量为足值的自然中的不足量或者说差额，又依纬度的高低而不同。大体说来，高纬地区，差额最大；中纬地区，差额次之；低纬地区，差额最小。因此，大体说来，人类对劳动以及劳动创造的各种技术手段和生活消费品的需求，亦依纬度的高低而不同：高纬地区，需求最大；中纬地区，需求次之；低纬地区，需求最小。然而，这又等于说：人类劳动和劳动创造的各种技术手段及生活消费，本质上不过是为地球补足冰期时代以来的气候与冰期前的气候之间的那个差额而已。这似乎太单调、太乏味、太不高尚；但从不是把人当成超自然的神，而是大道自然地把人当成自然一部分的科学的唯物论观点（“《熵：一种世界观》”作者的观点）看，道理正是如此。

作为追求光明和能源这一人类本质力量的最高体现和终极逻辑后果的人类有史以来最光明——光明到足以使文明甚至人类在一场“使穹苍着火”的世界战火中彻底毁灭——的技术即核武器的发明，是这个“光辉日出时刻”最具代表性的象征。但考虑到核武器的使用带来的是核冬天效应而非地球增温效应，况且此一技术手段尚未逸出人类控制范围，因而以核武器的出现作为这一“光辉日出时刻”的标准，不仅没有实际意义，反而会模糊人们对最具实际意义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注意，这样，我们就必须说：这个令人生出大恐惧的大光明的“白昼”，它的“光辉日出”时刻，就是能源消耗产生的温室气体使地球增温到每年的全球降雪量不足以补足每年的全球冰雪融化量的程度。

应该说，与核武器的出现同时，这个标准，现在已经达到了。这正是一切关心人类命运的人们之所以20世纪以来会像荒野中的施洗约翰样反复呼叫“人类面临危机”、“文明面临危机”的原因所在！当然，由于还不明白危机的本质和根源，他们的呼叫，力度尚弱，甚至南辕北辙。比如《濒临失衡的地球》一书作者、令人尊敬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就这样写道：“我对全球环境危机的研究越深入，我就越加相信，这是一种内在危机的外在表现。我找不到更好的语词来描述这种内在的危机，那我就称之为‘精神危机’吧。”【阿尔·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这里，戈尔先生还不明白：文明危机的本质和根源，正在追求光明和能源这一文明的动因、人类的本性或本质力量本身。这样，戈尔先生提出的解除危机的种种思路、途径、方法，就不能给人一种抓住主要矛盾、问题集中的强烈印象和思想感召力，从而使得温室气体排放这一既是所有环境问题中的主要问题、更是关乎人类精神和人类文明前途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具有哲学高度的应有的突出。再如汤因比先生，他那抽象的、口号式的“创造性的神火”之说，不但不是解除危机的办法，反而是一种给危机火上加油的精神激励（当今世界到处风靡的所谓“励志教育”）。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汤先生这样写道：虽然据知已经有十六个文明已经死了，另有九个已经在死亡的边缘，我们的这个第二十六个文明却不一定非服从命运的安排和统计数字的盲目计算不可。

创造性的神火还在我们的身上暗暗地燃烧，如果我们托天之福能够把它点燃起来，那么天上的星宿也不能阻挠我们实现我们人类努力的目标。【《历史研究》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无知者无畏。对于不知道文明危机的本质和根源的汤先生来说，“神火……燃烧……点燃”云云，这些应该忌讳的话，习惯性地张口就出，就不奇怪了。

从现在起，从大光明的文明目标已经过分达到的西方发达国家尤其美国做起，落实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全体人类行动起来，制止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趋势，最终目标是使地球气温降到每年的冰雪融化量与每年的降雪补充量之间的平衡状态去。

这是一个人类可以做到的技术性目标，因而文明的命运，并非不可逆转地就要向大黑暗深渊走去，而是可以永保光明的。人类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一技术手段之中；人类的自由意志，在此，正是大显身手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