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勇:危机重创经济使发达国家碳达峰是普遍规律,但我国不能靠重创经济实现碳达峰

《科学与管理》杂志于2021年11月26日通过网络首发形式，发表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山东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周勇的研究成果——协同实现碳达峰目标和2035年现代化目标的策略研究。该研究通过对碳达峰国家的经验总结，发现大多数较大规模的发达经济体碳达峰多是在经济危机或能源危机发生后，两高产业破产或或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非有意为之。我国要实现碳达峰，也很难靠长期持续压制经济来实现，必须有一个主动作为的外部冲击，才能够形成碳达峰。

一、碳达峰时经济增速变化的国际规律

2007年实现碳达峰的部分发达国家，主要是在2008年左右受金融危机影响进入经济增速很低的阶段，有些国家甚至在2009年出现负增长，能源需求和碳排放都大幅度降低。之后经济增速虽然有所反弹，但大趋势仍是经济增长保持低速，由此实现碳达峰。其他时间实现碳达峰的西方国家，也多是在经济危机或能源危机情况下，大量两高企业破产关闭，或者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基本规律是，各种危机导致发达国家实现碳达峰，达峰后的经济增速相对较低，实际上是生产力遭受被动重创的结果，并非有意为之。

二、发达国家碳达峰的类型及特征分析

分析世行的数据［9］可以发现，发达国家碳排放达峰时间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能源危机后，由于可再生能源或核能大发展，而自身能源需求量变化不大，化石能源需求量下降，从而实现碳达峰；二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经济增长滞缓，两高产业企业破产或转移，能耗强度下降，化石能源需求减小，从而实现碳达峰；三是一些碳排放较少的国家碳排放量进入平台期，因为某些随机因素，在某一年实现碳达峰。

发达国家的碳达峰路径，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

（1）自然增长+危机型碳达峰模式。主要适用于碳排放量大的经济体。这些国家的碳达峰基本属于在正常经济增长、渐进型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变化情况下，突然遇到严重的能源危机、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经济增速大幅跳水，并长期低迷。其两高产业产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关闭，所需能源强度大的产品，主要依靠进口，从而导致碳达峰。这实际上是生产力遭受重创，经济一蹶不振或产业转移，被动达峰。如，美国、OECD组织等，大部分发达国家都是这种形式实现达峰。

（2）平台振荡+随机型碳达峰模式。对于部分欧洲小国，能源消费量不大，市场经济为主体的自然增长遇到危机后，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利用较快发展，碳排放进入平台振荡期。后期的某一个随机因素较大变动，形成事后才能确认的碳排放最高峰。如荷兰、丹麦、瑞士等。

分析各国碳达峰前后碳排放量变化趋势，还可以发现另外两个特点：一是碳排放量进入平台振荡期后，难以事先判断哪一年达峰。后期小变化可能使前期的碳达峰不再是最高峰。二是需要防止意外因素的影响，导致碳达峰时间延后。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OECD组织等在2007年实现碳达峰。根据世行数据，日本在20世纪七十年代能源危机后，进入平台振荡期。1987年之后，日本碳排放出现近10年的快速增长。之后进入一个新的平台振荡期，本应该和美国一样，2007年实现碳达峰，但核事故后日本发展煤电，其碳达峰时间推迟到2013年。

三、国际碳排放达峰路径为我国提供的重要启示

国际碳排放达峰路径为我国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种是严控盲目新增两高产业产能条件下，按照环保标准和市场规则的碳达峰。企业按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实现正常的增长条件下，2030年通过大规模淘汰落后和相对落后产能，减少碳交易的免费碳配额，大幅度提高碳价，甚至增加碳税来实现。这些措施的作用，是在前十年让已经形成的先进产能充分发挥作用，在已经或接近正常寿命周期情况下，让其退出市场，或转型为绿色低碳产品的生产。2030年“碳达峰风暴”所起的作用，类似发达国家达峰时经济危机。

另一种是过度利用行政手段、人为压制、过早进入平台振荡期，且无法事先确认的碳达峰，这是我国需要避免的。目前，通过给企业下达远达不到正常需求的能源消费或煤炭消费总量指标，对于两高企业而言，这些指标也决定了其产量。这与计划经济时代给企业直接下达生产指标一样，而且是让企业达不到合理产出的指标，对企业影响更大，需要高度警惕。能耗、煤耗指标控制只是手段，确保2030年前碳达峰和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是根本，不能把手段当目标，而真正的目标落空。

除上述两种典型模式外，法国等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下，大力发展核能，使其碳排放持续下降并形成峰值，但能源消费呈持续上升趋势，从而实现错峰发展，值得借鉴。

 四、我国碳达峰必须依靠绿色低碳和高质量发展，而不是对生产力的重创

中国要实现的碳达峰，不能采取类似发达国家碳达峰时，被动应对经济危机的先破后立措施，把重化工业转移出去或让其破产，且经济长期低迷，被动实现碳达峰。中国必须先立后破，在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基础上，主动实现碳达峰，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确保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是我国碳达峰和发达国家碳达峰的本质区别。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必须，也是检验各项碳达峰具体政策正确与否的试金石。2019年我国经济增速为6.11%，2029年实现碳达峰时经济增速上限为4.05%，则“十五五”期间全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上限为4.2%，“十六五”经济增速会更低。2021—2035年平均经济增速上限仍低于刘伟等预测5.4%左右的经济增速［15］，更低于林毅夫预测的6%左右的速度［14］。实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仍需要政策方面的创新，通过大力发展非碳能源，推进绿色低碳和高质量发展，突破碳达峰对经济增长上限的锁定，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参考文献：

[1]周勇.协同实现碳达峰目标和2035年现代化目标的策略研究[J/OL].科学与管理:1-11[2021-11-29].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7.1020.G3.20211125.1314.002.html